那天，在病房，我和陳明同誌交談間，一位護士走過來，請陳明去接電話。歸來後陳明告訴我是葉（聖陶）老打來的，詢問丁玲今天的病情。我知道已屆92高齡的葉老也正在另一所醫院住院，卻還這般關心他人，這實在是格外令人感動的事。陳明說，葉老差不多三天兩頭來電話關切丁玲的病情，這使我想起了丁玲與葉聖陶先生的深情厚誼的一段佳話。那是1927年，正在北京流浪、正在北京思考的23歲的丁玲，為了解剖社會，宣泄自己內心的苦悶，詛咒和聲討黑暗的舊社會，她找到了一個工具，一件武器——那就是筆，手中的筆。她拿起一支筆來，寫下了她的最初的小說《夢到》，投給鄭振鐸、葉聖陶主編的《小說月報》，被葉聖陶從一般來稿中發現采用了。由此丁玲走上了文學道路。發現一篇稿子就是發現一個人！用當今的話來說就是推出一個文學新人。可以想見，這種特殊的情誼自然不一般。多年來，丁玲對葉老一瓣心香，沒齒難忘。同樣，葉老對丁玲也一向是關懷備至。因此當丁玲病情嚴重的時刻，葉老對之格外焦慮，格外關懷。
如今，丁玲已經去了。她堅強地走過了漫漫的82個春秋，迎來了一個又一個燦爛的早晨，希望的陽光。
她是從戰鬥的風雨中走過來的一位戰士，一位人民的作家。
人民，將會永遠記著她，一個大寫的人——丁玲。
1986年3月12目淩晨，北京.
桑幹河畔的記憶
倏忽間，前輩作家丁玲離開我們已經25年了。然而她傑出的著作，她的思想精神，卻長留人間，鼓舞著、激勵著我們一代又一代人。
最近幾年，我曾幾次有機會回到桑幹河畔的河北涿鹿縣溫泉屯村。那裏是丁玲同誌創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生活根據地，也是我在六十年代初下放鍛煉的地方。如今，當我站在桑幹河畔溫泉屯村口“丁玲紀念館”前的大槐樹下，思緒萬千，許多往日的記憶一幕幕閃現眼前。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解放前夕，丁玲曾在張家口地區的涿鹿縣一帶參加土地改革，較長時間生活在溫泉屯村，她對這裏的山山水水，人文曆史十分熟悉，也有著深厚的感情。《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中許多環境背景和人物原型，大都取材於這個村和這一帶地區。
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反映農村土地改革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1951年榮獲“斯大林文藝獎”。丁玲將其獎金捐贈給了新中國婦女兒童發展事業。1954年春天，她和陳明同誌在張鳳珠（時任丁玲秘書）的陪同下，又回到溫泉屯村，看到村裏的變化，人們精神麵貌的煥發，十分欣慰。她想農民的生活有了改善，還需要有豐富的文化生活。於是便又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一部分稿費，為溫泉屯村建立了文化站，購置了黑板、樂器和書籍報刊等，活躍了農村文化生活。
同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經有一個幹部下放農村鍛煉的製度，我們那時都很年輕，在下放幹部之列。我和作家宗璞、聞山、鄭文光恰好下放到溫泉屯村。那時，河北張家口地區的涿鹿、懷來兩縣正是中國作協和中國文聯幹部下放的基地，許多詩人、作家都在此經受過農村生活的鍛煉。每人時限一年，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當時我們在村裏常常聽到人們念叨起丁玲，親切地稱她為“老丁”，說她住在村裏時，常常走東家、訪西家和大夥拉家常，噓寒問暖，貼心得很！聽說她還在大上海待過哩，又到過延安，是個有名的大作家呢！可卻一點不擺架子，和俺老百姓打成一片，對待鄉親們可真親。
六十年代的“文革”前，我作為《人民文學》的編輯，曾去“北大荒”農墾總局組稿，有天我在佳木斯的農墾局招待所有幸見到丁玲和陳明夫婦，她們那時在湯原農場生活和勞動，雖是經曆苦難，卻依然堅強麵對，她在農場一邊勞動，一邊向農工們普及文化，帶動了農場的年輕人學知識，學技術的熱潮。她和密山、湯原的農工們、戰友們在風風雨雨和共同勞動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無論怎樣的處境，她始終保持著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她說：“在北大荒，我有新的成長，我更為穩定。多謝老百姓呀，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她曾強調作家“到群眾中去落戶”，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她以自己的創作實踐，身體力行。當然，時代在發展，至於如何深入生活，可以有多種多樣的方式方法，但生活是創作的源泉，應該毫無疑義的。
此刻，我想起，1985年的春天，《人民文學》雜誌社曾在首都劇場舉辦係列文學講座，陽春三月的一天，我們邀請丁玲同誌作了一次演講。麵對1000多位熱心的讀者聽眾，丁玲以自己親身的創作經曆，告訴讀者朋友們：寫作，要向社會學習。她說：“常常有人問我，你當作家經常讀什麼書，受什麼書的影響，受哪位作家的影響？我想了想，我就讀了一本書，讀了社會這一本書……我寫東西不是從書本上來的，不是從想象中來的，都是從我眼睛裏見著的，社會裏經過的……總之，不要脫離生活，要經常深入到實際中去，到群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