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隻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著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上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裏說要參政權，是不至於大遭反對的，一說到經濟平勻分配，或不免麵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鬥。
戰鬥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就是戰士，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均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或者為自己去享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雖然也是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係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救濟法就是各人去買一本notebood來，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後的參考。假如習惡孩子要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麵有一條道，“我想到中央公園去。”那就是即刻心平氣和了。別的事也一樣。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所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很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缺席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幹人們的同情，幫助著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不是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去，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著濟濟之權為可靠。
在經濟方麵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餓著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爭謀升鬥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麵再想別的法。
如果經濟製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然而上文，是又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盡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歐洲有一個傳說，耶穌去釘十字架時，在Ahasvar的簷下，Ahasvar不準他，於是被咒詛，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時候。Ahasvar從此就歇不下，隻是走，現在還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樂的，他何以不安息呢？雖說背著咒詛，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所以始終狂走的罷。
隻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與誌士們之所謂的社會者無涉。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觳，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
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隻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倒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我這講演也就此完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