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VS高紅十
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青春，才拚命寫青春，寫愛情
你的長篇小說創作，從較多地關注社會政治，轉變為寫少男少女的情愛，而這20年來你的身份，也就是你自己的工作、生活範圍卻並無大的變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題材轉變呢？
變化是因為時代，時代變得很不同了。寫作《便衣警察》的1982年，趕上新時期第一撥傷痕文學問題小說的尾巴。我自己由子家庭影響，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強烈有感於那個時代政治風雲對個人生活，特別就個人情感生活的巨大影響。老子當了走資派，子女倒黴下放，一切，包括女朋友、愛情什麼的全完了；老子解放了，一切又得以在陽光下重新開始，這不是俗套，是真實的生活。我的《便衣警察》與那些傷痕小說又有些不同，很光明，很英雄，很豐碩，結局也很完美。我也寫了少男少女的情感，但特別樂於並自覺地寫了政治風雲對個人命運的主宰與影響。該書發行了30萬冊，當時幾乎沒有像眼下這樣大轟大嗡的炒作，我更無名，也不憑借電視劇播出後書籍發行的回潮，說明創作本身的感染力，小說引起相當多讀者的共鳴。
後來創作的變化是屏棄了以前的想法，逐漸從政治淡出麼？
《一場風花雪月的事》是由一件國際刑警幫助追回中影樂團一把意大利小提琴的案子引起的。當然書寫出後與原案很不同。主要寫一種人文與人本的衝突，警察的職業性與人性的衝突。在寫《永不瞑目目》之前完全不了解不熟悉毒品這塊。寫《玉觀音》緣於幾年前看到的一部反映禁毒的專題紀錄片《中華之劍》，裏邊有一個專搞化妝偵查破毒品案子的公安，由於破的案子多，他的身份逐漸暴露不宜再在原地原樣生活，隻好由組織安排他和他的家人隱名埋姓背井離鄉……出於對他安全的考慮，鏡頭前的那張臉被遮蔽上了馬賽克。看到這，我感到強烈的震撼：誰能想象得到在社會主義的陽光下，還有這樣生活的一類人呢？在寫《玉觀音》時，我想起這一幕，並把這個人物變成年輕美麗的女性——安心。至於《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和《拿什麼拯救你，我的愛人》既沒有生活原型，也沒有道聽途說，完全憑觀察與想象創作的。先從某些生活現象中產生某種觀點（理念），再由觀點幻想出人物，圍繞他或她再有一組人物，人物演繹出故事。我用小說驗證我的觀察所得和是非判斷。
題材的變化根本是由於時代變化了，時代的價值觀道德觀變化了，同樣有情感衝突，命運起伏，主要緣子人性與社會性貴任感的衝突，金錢，物欲，權力的調控。政治幹預大大減少了。同樣談戀愛，背景不同了。
你自己的年紀在長，而你小說的主人公卻永遠年輕、時尚。有時我納悶，你怎麼會以越來越年長的歲數，了解和理解相距越來越遠的年輕人的生態和心態呢？
總是寫年輕人是因為我喜歡青春，我不喜歡中年和老年。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青春，才拚命寫青春，寫愛情，沒什麼拚命寫什麼。但是，你讀過我的多部小說，可以發現我的情愛小說與一般言情小說不同，那就是始終投注了我的一道人文關懷的目光。小說有故事，強調情節，但也有更複雜的人性揭示和人倩鋪排。結局卻不完全商業，不像好萊塢把美好的事物打碎，用悲劇攪動讀者，直抵內心最柔軟的深處。有朋友說，你的小說寫得挺美，可是看到結尾就不舒服了，令人可憐，慨歎，令人扼腕，一連幾天鬱鬱寡歡。也說明創作上我是尊重自己情緒的作家。
我認為你的小說既傳統又時尚，既現實又浪漫，可為什麼總要把結尾寫那麼慘呢？
有一家知名小說公司也發現這個現象。他們搞了一個命題問卷：你認為21世紀的小說創作還要堅持幸福的結局麼？我應邀做了如下回答：我是屬於舊時代的人，對21世紀惟一有所預知的，是全球化的競爭和魔鬼般的科技將人類生活的走向變得不可預知，人類固有的幸福觀也將隨之崩饋。譬如我，我的熱情還留在年輕時的原處，我不忍己經變小的精神空間被蜂擁而來的物欲填滿。我看到每一個勢利的麵孔就想：你還向往純粹的愛情麼？還把這樣的愛情當作幸福麼？還是像我一樣，僅僅當作理想中的幻象。這就是我為什麼總喜歡在傾心描繪這個幻象的美麗時又執意將它毀滅的原因。也許沒人想聽一個不幸的故事，但聽了常常又被感動，因為在這個數碼氛圍的時代裏，有太多的人在精疲力盡地競爭後會突然無趣，感到幻滅，感到自己的脆弱、渺小和自私，感到幸福的結局其實是多麼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