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學業怎麼辦呢？楊先生說，當年去英國留學的學生大概分三種：第一種是家裏有錢自費出來念的，這種人比較貪玩，成績也還可以；第二種是公費留學的，他們沒有錢，但都是非常優秀、成績拔尖的好學生；第三種是國民黨派去的特務學生，當然都是些學習很爛的家夥。
楊先生自然屬於第一種，他不用功，但是人非常聰明，到英國用了不到半年就把英國孩子要學好幾年的拉丁文、希臘文等基本課程都考過了。結果牛津大學硬是不相信，非要他到外頭再學一年，於是他就用那一年去玩耍。無獨有偶，據說他回國後認識的朋友梁實秋也是個沒怎麼好好學習的人，不過翻譯起莎士比亞的劇本，也是十天就可以翻譯出一本來。
楊先生是他們那一代很典型的知識精英，國學根底紮實，有過留洋經驗，對西方文化非常熟悉，精通好幾種語言，生活方式和做派也很西化，結交了很多國際友人。當然這並不妨礙他熱心愛國，當年他在牛津讀書的時候，就組織過抗日宣傳活動。
他跟那時候的很多年輕人一樣，家裏有錢，信仰的卻是馬克思主義；一方麵是個貪玩的富家子弟，另一方麵又介入了改造社會的政治活動。楊先生早年加入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後來又參加了共產黨，但他始終保持著一派天真，並不是一個能搞政治的人。
這本書講到後半部，故事就大不一樣了。1949年，很多人勸他去台灣，他拒絕了，因為他很討厭國民黨那一套，選擇留在南京。等到共產黨進了城，他非常快樂，覺得共產黨太好了。因為他看到南京市長柯慶施，出門居然沒有車，不是走路就是自己騎腳踏車。還見到了陳毅元帥，發現也同樣平易近人，跟平民老百姓一模一樣。他忍不住感慨，哎呀，要是中國共產黨官員都是這樣，那可就好了！
但是慢慢地，事情開始出現變化。20世紀50年代初期，南京加拿大領事館的一位領事收集了一批商朝甲骨文物，臨走前想把它們留給楊先生。他覺得這可是珍貴的國寶，得捐給國家博物館，趕緊要給他們打電話。他一個同事卻說：“這樣不行，一定要先給政府打報告。”他說：“還來得及跟政府報告嗎？這麼重要的文物不能讓它流失啊！”結果，同事回答：“這是老外的東西，我們哪知道是不是趁機滲透呢！”類似這種奇怪狀況陸續出現。所以楊先生說，很多人以為中國人搞運動最瘋狂是在“文革”，其實“文革”不過是某些東西不斷累積、升溫的結果。
書中還提到，那時候他自己的生活與周圍人比起來要好太多，因為太太是英國人，夫妻兩個可以享受外國專家待遇，吃的、住的都跟別人不一樣。但他還是感慨，我們不是反對特權階級的嗎？為什麼很多外國專家或政府官員，是憑級別來界定你能坐什麼車，住什麼房子，甚至到什麼商店買東西呢？
那個年代他做翻譯工作，會有很多年輕編輯給他下命令，決定該譯什麼不該譯什麼。他們的標準都很奇怪：不管什麼樣的文學經典都要先看它的階級意識和立場背景。有一次，他太太想翻譯一則宋朝的鬼故事，管翻譯的人卻不準許，因為毛主席剛說過“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鬼故事自然也在被打倒之列。
到了1960年，各種運動已經發展到了炙手可熱的程度，常常有人找他去問話。有一次人家問：“楊先生，我聽說解放前你曾經跟朋友說過，你非常欣賞’狡兔三窟‘這句話？”他說：“對，我那時候有幾個孩子，要工作掙錢養家嘛，所以要找好幾份工作。”那人就說：“但是這個’狡兔三窟‘恐怕還有別的意思吧。比如說是不是包括你可能同時對國民黨、共產黨，還有外國帝國主義者效忠呢？”他覺得這種聯想實在荒謬透頂。
楊先生為人樂觀，“文革”時候他和太太被抓起來，打成“外國特務”。他非常恐慌，因為和太太是分開囚禁，彼此不知道對方的情況。但就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盡量保持樂觀。比如批鬥這件事，他說：“我最不喜歡單獨批鬥，因為很悶。但是大夥一起挨批，有別人陪著，就會變得比較有趣。”被批鬥得“坐飛機”，他自己身體好，還坐得住，但看到旁邊的同事一個個摔到地上，場麵就會變得非常搞笑。那時候大家一起坐牢，不久身上都長了虱子，他們就玩起了虱子。傳說北方的虱子，不管把它放哪兒，它都會往北走，一群人就想試試看是不是真的，結果的確如此。
（主講梁文道）
《牟宜之詩》
苦難的詩歌
牟宜之，又名乃是，字去非。1909年生於山東日照一個書香之家。1938年加入共產黨，協助周恩來進行國民黨上層人士統戰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濟南市建設局局長、林業部經營司司長等職。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被發配黑龍江勞動改造。1975年因山東領導拒絕接收他回家鄉安度晚年，憂憤致死。1979年平反。
這是一位真正的孤獨者，他出眾的才華和高貴的人品被世人得知，已是在他百年之後了。
《牟宜之詩》的出版使我們發現了一位極有研究價值的當代詩人。歲末嚴冬，我在北京收到這本朋友饋贈的詩集，一口氣讀完，徹夜難眠。既為書中每一首詩的精彩叫絕，也為詩人苦難的命運心潮難平。這是一位真正的孤獨者，他出眾的才華和高貴的人品被世人得知，已是在他百年之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