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討論會上的發言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對於《琵琶記》，我沒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同時到會匆忙，還沒有來得及閱讀本會所印發的參考文件，沒有很好地作發言準備，隻是想到什麼就談什麼。
從會裏印發的材料，知道對於《琵琶記》的估價與看法，意見紛歧，歸納到十六種不同的意見，從全部肯定到全部否定都有。首先我表明我自己的態度，我對於《琵琶記》這個劇本是肯定的。我是研究古典文學和文學史的，對於這樣一部古典文學的名著，稱為“南曲之祖”的《琵琶記》，無形之中有所愛好。我們中國有悠久的曆史文化，就是以劇藝的曆史和戲曲文學的曆史來說，都是很悠久的。元人雜劇像關漢卿、王實甫的劇本都是文學名著，可惜王實甫的《北西廂》原作，現在不能歌唱演出了。現在昆劇裏麵有《訓子》、《刀會》，還歌唱著關漢卿《單刀會》這個劇本中的二折。此外尚有《西遊記》雜劇的一二折在昆劇裏保存。由於“百花齊放”的正確方針，我們在地方戲曲中發掘出不少古典的、優秀的劇本，像《琵琶》、《拜月》等都是十四世紀的文學名著，今天還能在劇壇上演出，是很可寶貴的，使我們歡喜興奮。從《琵琶記》故事流傳在民間算起，到今天有七百年的曆史，就是從高則誠改編成為這部文學名著算起，也是五百年了。高則誠這位作家，後於我們今年紀念的印度戲劇作家迦梨陀娑幾百年，可是在莎士比亞以前二百年。
我看到湘劇《琵琶記》的演出，很能欣賞，演員的藝術是可以佩服的。湘劇《琵琶記》是高腔戲，用高則誠原本的曲詞很多。當高則誠寫作《琵琶記》時，那時昆腔還沒有起來，南戲有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等。高腔大概是承繼弋陽係統來的，我想，很接近於高明時代南戲演出的精神麵貌。
高明的《琵琶記》是就當時民間流行的一個南戲，名為《趙貞女、蔡二郎》的劇本改編的。原來那個劇本是寫蔡伯喈中舉以後，背親棄妻，後來遭天雷轟死的。這劇本與《王魁負心》同是南戲中間最早的劇本。在宋代科舉盛行，知識分子有平步上青雲，爬上統治階級以後，接近勢利，忘棄本根，做著不孝不義的事的。同時也有權貴們拉攏新進士，招贅女婿以培養自己的勢力的這種事實。這類民間故事的產生反映這個社會現實。蔡二郎不知是誰，有人認為指說牛僧孺之婿鄧敞，有人認為指說王安石之婿蔡卞的。假如真是蔡卞，雷轟死也是應該的。南宋時期的人民最痛恨蔡京、蔡卞。不過這都是後人的考據與推測，這類有現實意義的典型故事，不必坐實指哪一個真人真事。我想蔡二郎原不是蔡邕，由二郎到中郎，從蔡中郎變成蔡伯喈，以訛傳訛，作為《琵琶記》中人物。蔡邕是後漢時代的一個大文人、篤孝的賢士，原無背親的故事。不過故事的訛為蔡伯喈實在很早，陸遊聽到過農村中的說唱盲詞已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的慨歎。這個民間故事雖然很好，但是不免誣蔑了一個曆史人物。因此到高氏手裏，便把情節改換過來了。
文人吸取民間文藝的精華，加以藝術加工，對於荒誕不經違背史事的事，往往是要刪改的。例如《三國誌平話》有司馬斷獄一段，劉關張到太行山落草的事，中間也很有人民性的因素，因為荒誕不經，所以羅貫中把它刪去了。高明改編《琵琶記》，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按照原來情節，把蔡邕的名字改去，盡管讓他雷轟；另一條路是不願厚誣古人，把蔡邕改成正麵人物，如現存的劇本。因為這個劇本流傳已久，他也弄不清楚，原來蔡二郎不是蔡邕，所以走了後麵一條道路，把“三不孝”改為“三不從”。我認為高的改編是成功的，吸取民間文藝的素材，大大提高了它的文藝價值。第一，他采擷民間文藝的優秀部分，加工創造了為人民所喜愛的趙五娘、張廣才的形象。第二，改造的蔡伯喈也成為一個典型形象，著重描寫他的在丞相府裏被迫做贅婿的內心苦悶。第三，運用場麵變換的技巧，以牛府的富貴生活與蔡家的苦難生活作強烈的對照，深刻暴露階級矛盾。第四，高明的運用文學語言的功夫很深，全劇極富於抒情成分。它的價值應該在四大傳奇之上。至於有些細節，不符實際，例如陳留距離洛陽很近，在劇中好像途遠萬裏。有些針線不密和生活細節的不全合理，我們不能以此苛求於一個十四世紀的古典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