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這是晚唐時代詩人杜牧的《赤壁》絕句。赤壁之戰是曆史上有名的一仗，這首短短的絕句也是唐詩中間有名的。當時曹操統領了號稱八十餘萬水陸大軍，占據荊州，追擊劉備，威脅東吳，他的雄圖大略，自然在乎削平天下，絕不是為了銅雀台上缺少兩位江南美人。詩人的設想是無中生有的，不合乎曆史事實的。不過曆史是曆史，詩是詩。詩有詩的藝術，有詩的真實性。那一仗是周瑜僥幸成功了，要不然的話，東吳的生靈塗炭，連他自己的妻室被抓到銅雀台去也是完全可能的。通過“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樣一個鮮明的形象，把當時東吳的危機和周郎僥幸成功的這個曆史事實著重表現出來，是這首短詩的藝術創造。
這裏我們想到《三國演義》這部書。“孔明用智激周瑜”那一回書，似乎是得到杜牧詩句的啟發的。諸葛亮勸周瑜不必勞師動眾，隻要肯把大喬小喬獻給曹操，曹兵百萬之眾便可卸甲卷旗而退，並且他假裝不知道大喬小喬是誰，還把曹子建的《登台賦》增改了字句作為證據，特地用來激惱周郎。好像不這麼一激，周瑜還沒有拒曹的決心似的。這些都是小說家憑空杜撰，完全無中生有，不合曆史事實的。不過曆史是曆史，小說是小說。小說和詩密切地接近，都是藝術的創造。那一回書盡管是無中生有，卻把諸葛亮和周瑜的兩個典型性格表現得很真實。《三國演義》的源頭很古，最早在晚唐時代已經有講述三國故事的通俗說書，所以我們決不定是說《三國誌》的由於杜牧詩句的啟發添造出這段情節呢，還是杜牧聽過通俗說書偶然用來作為詩的典故呢，兩方麵都有可能性，且不必管它。我們借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小說和詩歌的密切接近和血肉通連。長篇小說，按照文學理論，屬於大型史詩這一類型；小說是散文體的史詩。
必須分別，《三國演義》不是曆史書而是曆史小說。如果一一對證曆史，不符合史實的部分很多。前人批評過這部書說“七實三虛”，七分是真人真事，三分是虛構的。照我們看，虛構的部分絕不止三分，就是連真人真事的部分也是經過文藝性的改造的。與其說“七實三虛”，不如說“三實七虛”，更其恰當。越是虛構的部分，文藝價值越高。拿赤壁戰爭來說，這一仗的描寫從頭至尾用了整整八回書，寫得緊張生動，有聲有色，極其精彩的。如果對證曆史，三分是實，七分是虛。黃蓋獻詐降計是實事，苦肉受刑是增設的；闞澤實有其人，密獻詐降書是虛；東吳定下火攻計是實，主要出於黃蓋的計謀，諸葛亮和周瑜鬥智是虛。諸葛亮借箭、借東風更是虛。蔣幹偷書和龐統獻連環計都是虛。人物是真，事情是假。蘇東坡《赤壁賦》說曹孟德“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這是形象化的語言，概括了曹操的精神麵貌，可是賦什麼詩，怎樣橫槊，沒有交代。《三國演義》就更具體地描寫這個形象。曹操正唱著他的得意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那篇《短歌行》，而且一橫槊便把個劉馥刺死了。劉馥實有其人，而且確實死在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之戰的那一年，可是誰知道他死在曹孟德橫槊賦詩的當兒呢？小說家信手拈來，不可相信，但也無法批駁，妙在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捏合得情景逼真。
據《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注引“郭衝三事”：“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裏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以上為郭衝三事文，注下有難者曰雲雲，駁此事之非實。加以論斷曰“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又馬謖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此文在前注引“郭衝三事”之後。從此可知，《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馬謖拒諫失街亭，武侯彈琴退仲達”這一回，馬謖失街亭是實，彈琴退仲達是有所本的，但所本也未為屬實。兩事不在一個時間，全出捏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