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慧是一種大涵養——澳大利亞李明晏論
陳勇
李明晏的微型小說特點有三：
一、擅長運用對比手法刻畫人物，歌頌人間真愛，鞭撻人性醜惡。
《兩種人生》中的五號病床是年過六旬的中國老人。他雖重病纏身，但麵對死神的呼喚卻是泰然自若。而臨床六號卻是另一種景象。那是一個將近七十歲的澳洲老人。他沒有鮮花，沒有禮品，沒有人來探視，孤單一人蜷曲在被世界遺忘的床榻上。兩種人生的對比是顯而易見的，更重要的是，通過兩種社會製度的對比，透過兩種人生的生活軌跡，我們看到了兩種社會製度的優劣對比。小說的思想深度也就在於此。
《關於鞋的故事》中，當聽說不少中國移民在澳洲揀舊東西時，俄羅斯作家瓦洛佳瞪大了藍藍的眼睛：“怎麼，還真有人去撿？”“這有什麼奇怪的呢，不少新來的移民，家裏的不少東西都是從大街上撿來的，當年，大陸留學生在澳洲闖天下時，不少人就是廢物利用，在大街上……”我的話被瓦洛佳的一陣大笑打斷：“上帝，你們中國人千辛萬苦跑到澳洲來撿破爛……”我則反唇相譏，講了一則真實的悲慘故事：“刺耳的汽車馬達聲打斷了瓦洛佳的話。一輛汽車闖進了人行道，隨著一聲淒慘的人生絕唱，一個白發老人倒在血泊中。霎時間是死一般的寂靜。酒醉如泥的金發小夥子趴在方向盤上，失去了知覺。廣場上的人紛紛在胸前畫十字。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慢慢走過去：‘朋友，你解脫了。’他一邊說著，一邊從死者的腳上脫下了皮鞋。我還以為這是古老的俄羅斯風俗，想不到，這位老人竟在眾目睽睽之下，手持鮮血淋淋的皮鞋，走回長椅，拿出手帕，擦幹了鞋上的血跡，脫下了腳上破舊的皮鞋，然後，泰然自若地穿上了死者的鞋子，笑著自言自語：‘他媽的活見鬼，正合適！’”通過對比，中國人與俄羅斯人，誰有民族氣節與骨氣，不是一目了然了嗎？事實勝於雄辯，在對比中讓人們認清了事實真相。
《球星的T恤》中有多層對比：一是王太勤儉持家與兒子奢侈無度之對比。王太家小湯姆的成長卻成了王太的災難。曾幾何時，還是這雙天真無邪的眼睛，如今卻變成了追逐名牌的探照燈。而名牌，那得叫王太在餐館裏洗出的碗堆成一座大山。二是王太與阿炳對比。阿炳巧舌如簧，一堆冒牌貨，霎時間變成了一堆鈔票，隻剩下了一件印有紅透國際影壇的硬漢小生頭像的T恤衫。不知是吃飽了怕脹肚，還是王太那一雙悲戚的眼睛引起了他的同情，他將這件T恤衫送給了王太：“這是名牌皮爾·卡丹，你的小皇帝準會喜歡。”
三是香港小子與王太之子之對比。“阿炳，你的那件T恤衫，可叫我兒子露了臉，那個香港小子，像個跟屁蟲似的，纏得我兒子沒辦法，隻好收下他的二百元，將那件球星簽名的衣服讓給了他。這一百元，”王太邊說邊從口袋裏又掏出了一百元，“是我兒子托你再給他買一件。”一件從垃圾堆中揀的T恤衫，隨便寫了幾個字，就成了國際球星貝利的球衣，令人捧腹大笑，沉思良久。
《七旬老翁大鬧超級市場》既有人與人對比，又有人與物對比。人與人對比有兩層：
一是七旬老翁與收銀員對比。七旬老翁買了八十元錢的東西，櫃台收銀小姐卻收了八十元零五角。於是，他指著金發碧眼的收銀小姐，用中國話大叫：“你算錯了，我這車東西正好是八十塊，你憑什麼要我八十塊零五角？”這一對比，將七旬老翁的較真與收銀員的粗心，描繪得活靈活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