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沒有小說經驗的人來看，小說裏誰在說話，他會毫不遲疑地說，是人物在說話。小說裏誰在說話絕沒這麼簡單，誰在說話，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聲音。傳統認為是作家在說話，這個作家聲音肯定是沒錯的。但作家也有代人說話和自己說話的分別。自己說話的，作者是故事的參與者與評議者。自己不說話，找代替者，作者是隱身的，這便是一個集體意識在說話。
敘述者在說話誰也不會懷疑。但是我認為這對真正意義敘述還是一個膚淺的理解。最徹底的敘事者，應該是世界事物本身。世界作為整體向一切人敞開，包括人與事。作家隻是借助了語言進行陳述，在陳述中有帶作者強烈的主觀意圖的，也有純客觀的。我的觀點是，世界事物自身與一切生命實體，他自身便是陳述者。他們是一種表達，人們隻不過借助語言再說一次。例如我在小說中說，光在媒質中從一點向另一點傳播時，總是順著花費時間最少的路線。這話不是我說的，是費馬說的，其實也不是費馬說的，光的性質就是這樣，光自身在說話。我說任何雪花的曲線總和是無窮長的，這話不是我說的，雪花自身如此表述。僅在於這個秘密由數學家科赫發現。大街上的樹有陰影，遮光擋雨，這是事物自身顯示的作用。如果我說望著一棵樹，陽光下的樟樹，枝頭飛出無數金黃的蝴蝶。這是我說的，我發現了光影效果，在逆光中改變原有顏色。因此，我特別強調敘述者在講話，應該是對人與事物一種發現，應該是一種自然的表達，即英語中含義的Nature。明白這一點很重要，這對小說家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們再看誰在說話。
一、我說話。對任何一個客觀對象而言都是我說話，因此才有第一人稱。第一人稱的發明實際告訴我們，主體是人。人體中心論。第一人稱含有人對自然的霸權主義。在一個文本中我就是那個作家，那個敘述者。可是我的出場很複雜。一種情況，我會找一個替身，例如《金腦人的傳說》中“我”給太太寫信，“我”給太太講故事。“我”是一個角色，人物。二種情況是作家講述作家自己寫作的故事。這種敘述叫元敘述。元敘述又有很複雜的類型，是後現代寫作最熱衷的敘述方法之一，關於元敘述，我今後還要重點論述到。三種情況，作品中有許多我，無數個分裂的我在說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雙重人格》。這種自我的矛盾性是許多作品中都有的聲音。我的長篇小說《城與市》中有無數個我，真我，擬我，人物以我的稱謂談話，主體的對象化後，我聽到異者中的我。四種情況是敘述者與聚焦者分離。《沒完》中觀察是一個幽靈在聚焦，而敘述者是人物的我在進行。我隨著人物活動敘述，並不隨幽靈聚焦而敘述。
我講述是小說中最自然的一現象。我這裏要區別的是，我在文本中發現，在現實主義作品中出現，僅作為一種身份，一個替代，我一般是講述他人的故事，外在於文本有一個明顯的整體結構痕跡。《一千零一夜》便有一個山姆佐德反複講述的故事。《金腦人傳說》我講故事沒留下名姓，現實主義中我對文本沒有實質性幹預。
除了這個例子，我必須還要舉都德的《金腦人的傳說》致索取快樂故事的太太：
太太今天準備給你一點快樂的東西。我在一個離巴黎千裏之遙的美麗鄉村。我應該給太太一些玫瑰詩歌和風流故事。不，我還是離巴黎太近，巴黎給我送來的閑愁。我剛得到查利·巴巴的去世，心境怏怏不快，因此我還是隻能給您一個淒美的傳說。
從前有個金腦子的人，是的，太太，純金的腦，醫生看他腦袋太大認為活不了，最後還是活下來了，頭大，走路磕碰，真可憐，常跌倒，一天從台階滾下來，石階上碰響，別人以為死了，他受了輕傷，頭上還滴著三滴金汁。父母發現了這個秘密。他們嚴守這個秘密，小孩隻發現父母不讓他去街上玩。媽說，我的好寶貝，別人會把你偷走。
到18歲父母告訴他命運給他的這個怪禮物，他們養育了他這麼大也需要一點金子，孩子從腦裏拿出一塊桃核大的金子扔在母親懷裏，他離開祖屋去外麵揮霍財富了。
在外麵肆意揮霍腦子裏的金子。漸漸大家見他雙眼無神，終於有一天在燈紅酒綠之後，孤身一人，他為金腦的缺口而害怕，於是開始新生活，去偏僻的地方工作，吝嗇怕事，躲開誘惑，忘掉財富，不再染指奢侈，不幸一個朋友突然知道了。這一夜夢中醒來頭劇痛，月光中看到朋友又取走了他的腦汁。不久以後，他戀上了一位金發姑娘，她喜歡他金色的外表，而且很任性，他順從姑娘的把財源的秘密也告訴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