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莊東賢
大概是六二年吧，那時我正在上大學。有一天，突然接到父親從菲律賓寄來的一封厚厚的信。父親平時是很少給我寫信的。難得來一封信，也是寥寥數筆，把要說的事一說明白了就是。諸如：“目前供給你的學費計人民幣兩百元整。收妥後望即來信。”他在外經商，東奔西走，忙忙碌碌。這也是能理解的。
這封信卻有三頁紙。說的全是我母親的事。父親自從抗戰勝利後回家住了兩三個月，一直不曾回來過。一別十六年，母親才經香港到菲律賓與他會麵。記得母親啟程時，我到華僑大廈送她。她是喜氣洋洋、興高采烈的。
父親在信中詳細介紹了僑居地的生活情況。比起困難時期的國內，自然優越得多了。可是，令父親不解的是，母親才住了半年，就三番五次提出要回老家了。父親和大二哥再三挽留，都沒能使她改變主意。父親在信中奚落她“命賤”、“有福不會享”雲雲。還隱隱約約有一層意思，要我也寫信去勸勸她……我心想，母親會不會因為國內隻留下我一個人才不放心呢？我是她的“尾仔兒”。家鄉有一句俗話，“父母疼尾仔”。何況我自幼與她相依為命。我長大後每當要離家上學去，她總是眼眶紅，吃不下飯。她大概是惦掛我了。於是我便寫了一封措詞懇切的信，把我在國內求學的情況告訴她，要她放心。我還對她說，出去一趟很不容易的，起碼也得等一年的住期滿了後，才回故鄉來……從學校寄往父親那裏的信，單程要十天。當這封信還在途中的時候，我就收到在香港的嫂嫂發來的電報，言母親於某月某日某時啟程返裏，要我先期到華僑大廈接她去。我隻好向學校請假回家鄉了。
我又看到離開半年多的母親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她那紅黑的臉孔變白變嫩了，穿著也頗為“洋氣”起來。她就像要出洋時那樣，喜氣洋洋、興高采烈地從大客車上走下來。脖子上掛著個皮夾子，手上拎著個有提手的鋼精鍋。皮夾子裏除了裝著她的各種證件之外，還有一副在香港為我配好的眼鏡，是黑框鍍金腳架的，很洋。那鋼精鍋裏裝的卻是紅燒肉——那年頭，真是“三年不知肉味”呀！她告訴我，其餘的行李，全都托運了。可見我的眼鏡和那鋼精鍋紅燒肉，她是看得很貴重的。
我們從華僑大廈租了一輛小車，載著行李回家去。母親情緒很好，沿途滔滔不絕地向我談著父親和大二哥的情況。他們在外經營著汽車零件商店，起早摸黑，十分忙碌。“外麵的錢也不是容易掙來的呀，也是要用血汗去換的！”母親這樣對我說。
“媽，那你為什麼不在父親那裏多住一些日子呢？”我裝著漫不經心地問道。
母親看了我一眼，大概一時也不容易說清楚，想了一會兒，才說道：“你父親和大二哥都對我很好。山珍海味，巴不得我能多吃些。可我呢，不識字，看書看報看電影，全沾不上邊。洗衣做飯的活兒，店裏早就雇了一個女傭人幫忙，我也插不上手。你親兄是叫我去享福的，自然也不會讓我去幹這種事。你說我整天做什麼呢！就坐在陽台上，等著吃三餐飯！手腳閑得快生鏽了。這種日子，說得不好聽一點，就像過地獄！”她頓了一下，笑眯眯地望著我，似乎在問我能否理解她的話我點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