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區域之間的差異縮小。20世紀90年代投資能力最強的上海，是同時期貴州該指數的9.6倍，而到2003年該數字下降為2倍。從三大地帶來看，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縮小，中部淪陷異常明顯。
進一步分析表明，勞均固定資產投資能力與省際人均GDP之間存在非常強的正相關關係，相關係數為0.951。這就意味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其投資能力越強；反之，越是經濟落後的地區，其投資能力越差。究其原因，一方麵在於經濟發達地區經濟能力強，自身投資能力較強，同時，這些地區往往在“軟”、“硬”件方麵相對完善，又具有地緣優勢，因此成為投資者光顧的“樂園”。相比之下，雖然西部地區投資能力與東部地區差距有較大程度縮小，但差距仍然明顯，西部地區吸引投資的能力相差甚遠。因此，像西部這樣落後的地區，在其解決就業問題過程中存在一種“投資陷阱”：盡管這些地區就業壓力嚴峻，迫切需要投資以增加就業機會，但卻難以遂願。由此可見，低的經濟活力，低工資、低水平的投資能力和高的就業壓力在西部地區並存，成為其在未來就業政策中麵臨的難題之一。
（3）產業結構與就業增長
中國就業矛盾目前較為突出，對國民經濟持續發展造成巨大壓力。特別是西部地區，就業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改革和發展的障礙因素。如何在三次產業之間有效分配增量投資以及進行存量資產的調整，以有力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緩解城鄉就業矛盾，把握三次產業結構演進與就業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四川作為西部地區失業現象較為突出的省份，我們選擇其作為分析對象，力圖發現就業發展與三次產業結構的相關關係。
其中，Y：GDP；
X1：第一產業從業人數；
X2：第二產業從業人數；
X3：第三產業從業人數。
變量采用年度數據，樣本期為1978—2000年。
我們運用OLS估計模型中的未知參數，多重共線性檢驗，異方差、自相關檢驗及修正，最後得出結果為：
該模型說明：
①上年的農業就業人口每減少1%，會使當年的GDP增加1.16%。
②當年的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每增加1%，會使GDP增加0.38%。
③當年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每增加1%，會使GDP增長1.07%。
當前農業邊際生產率為零，農業人口增加對於經濟發展基本沒有經濟意義，同時從第二、三產業的比較可以看出，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增加對經濟的貢獻率遠遠大於第二產業，因此，從前麵經濟發展與就業壓力緩解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目前應促進第一產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優先發展第三產業，廣開渠道，通過增加第三產業就業來緩解西部地區的就業矛盾。
2.西部地區高失業率的曆史與現實背景
（1）市場經濟發展滯後。西部地區市場發育滯後，封閉落後的思想觀念和種種不合理的行政束縛和市場分割行為，嚴重阻礙了市場經濟要素的成長，而且投資環境較差導致投資不足，嚴重影響著就業機會的增加。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等非公有製經濟以及大批中小企業是創造就業崗位、拓寬就業渠道的主力軍，尤其在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方麵具有獨特優勢。但由於諸多因素的影響，西部地區非公有製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一直滯後於東部地區。2000年，西部地區非公有製經濟總產值為1863億元，僅占到全國份額的5.6%；非公有製經濟占全部工業的比重為19%，比全國低20個百分點；從業人員1083萬人，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31%，比全國低14個百分點。當前，西部地區非公有製經濟和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既受到市場環境不佳、社會資本不足等因素的製約，又受到貸款難、技術服務難等政策環境因素的製約，導致其很難進入發展的快車道，其吸納就業能力較強的優勢也就難以體現，從而使西部地區陷入就業矛盾非常突出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