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第（G。Verdi，1813—1901）一直被許多人包括他的妻子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尼稱作“熊”、“鄉下佬”、“野蠻人”。他也一直把自己叫做農民，在填寫職業欄的時候，他索性寫道“莊稼人”。
從本質而言，威爾第的確是個農民。
他創作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歌劇：《納布科》《阿依達》《茶花女》《歐那尼》《遊吟詩人》《奧賽羅》……將十九世紀意大利浪漫樂派的歌劇藝術推向頂峰。
他同時在他的鄉村親自種植遍野的薔薇，養殖野雞和孔雀，並讓它們繁殖出一窩窩小崽。他還養了起名叫做盧盧的狗；他還想培育叫做“威爾第”的新品種的良馬，為此到農村的集市去挑馬……
聽過威爾第那動聽的歌劇，知道那美妙旋律，卻很難想象他養的馬和孔雀，種植的薔薇到底是什麼樣。孔雀的開屏、馬的奔跑、薔薇的搖曳，也和那旋律一樣動人心弦、隨風飄蕩嗎？
看不到這些孔雀、馬、薔薇的樣子，隻看到為威爾第寫過傳記的朱塞佩·塔羅齊這樣描寫過他的尊容：“麵孔嚴肅、冷酷，有一種暴躁、憂鬱的神情，目光堅定，眉頭緊皺，雙頜咬緊。一個鄉村貴族打扮的固執農民。”並不討人喜歡。
在所有的音樂家裏，還沒有一個如他一樣對鄉村充滿如此深厚感情、把自己完全農民化的人。他不是裝出來的，或矯情平民化，而和那個貴族化的社會抗衡。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他的故鄉農村布塞托的聖阿加塔別墅度過的。他在那裏生活，並不是要和農民一樣真正背向青天臉朝黃土去過苦日子。這幢別墅是在一八四八年威爾第三十七歲的時候借款三十萬法郎購置的，顯然，這不是筆小數字，他住在了農村，卻不是住杜甫那樣的為秋風所破的茅草屋。
還是那位朱塞佩·塔羅齊，這樣解剖威爾第：“土地和音樂將成為他終生的事業。他過不得貧困生活。而舒伯特這個音樂天使卻能安貧樂道，過著漂泊藝術家的生活。威爾第做不到，他不是音樂天使，他是彈唱詩人，是被音響、幻覺和自己迷住了的歌手。土地和音樂。但是音樂會衰竭，有朝一日什麼也寫不出來。土地卻哪兒也跑不了，不管你瞅它多少次，它還是躺在你麵前，你感到心裏踏實，感到自己是它的主人。主人！”朱塞佩·塔羅齊分析得十分符合威爾第的心理，問題是威爾第為什麼會有這種心理？
從農村走出來的威爾第，對城市一開始就沒有什麼好感。其原因我想在於十八歲的威爾第第一次從農村來到米蘭的經曆，他報考音樂學院，就被無情地拒之門外；在於二十九歲的時候他的歌劇《一日王位》慘遭失敗的境遇，輕蔑的叫聲、口哨聲、嘲笑聲……將歌手的聲音淹沒，演出幾乎無法進行下去。大約就是從那時候，威爾第決計要離開城市，他和城市有著天然的隔膜、格格不入，乃至仇視的感覺。他那時曾經這樣說過：“到哪兒都行，隻要不在米蘭或者別的哪座大城市。最好是去農村耕耘土地。土地不會叫人失望。”
並不僅僅是失敗的時候，威爾第向往鄉村；成功的時候，他一樣向往土地。這是他與眾不同的地方。對於他，土地不僅是一方手帕，可以滲透失敗的淚水；同時也是一支酒杯，可以盛滿成功的酒漿。一八四二年，《納布科》使得威爾第功成名就，如日中天，米蘭的貴婦人爭相與他結交，出版商願意為他大把大把地掏錢，城市向他敞開熱情甚至諂媚的懷抱。這時候，威爾第依然向往鄉村。他甚至對鄉村的感情日益加深，為自己小時候覺得故鄉布塞托的天地狹小而不喜歡它感到羞愧。現在他極願意在故鄉的田野上散步，故鄉的田野讓他擁有重逢故人的感情。他如觀察五線譜一樣仔細觀察土地，看土質好壞，心裏開始盤算著購置哪一片土地。他那時候就想購置大片土地，經營農場、豬圈、葡萄園。他覺得：土地是可以信賴的，是將來的依靠，是對一個飽受貧困煎熬的人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