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比得上我們對柴可夫斯基（P。I。Tchaikovsky，1840—1893）那樣充滿感情的了。我們似乎都願意稱他為“老柴”，親切得好像在招呼我們自己家裏的一位老哥兒。
我始終弄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對柴可夫斯基如此的一往情深。或許是因為我們長期受到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便近親繁殖似的，拔出了蘿卜帶出了泥，對柴可夫斯基有著一種傳染般的熱愛？從骨子深處便有了一種認同感？或者是因為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裏打通了宗教的音樂與世俗的民歌連接的渠道，有了一種抒情的歌唱性，又混合了一種濃鬱的東方因素，便容易和我們天然的親近？讓我們在音樂的深處能夠常常和他邂逅相逢而一見如故？
柴可夫斯基就這樣能夠輕而易舉地和我們相親相近。幾乎每一個中國喜歡音樂的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似乎都容易被柴可夫斯基所感染，這在他們的書中都能夠找到許多溢於言表的證據。這大概是音樂史中一個特例，或者說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令柴可夫斯基自己本人也會莫名其妙吧？
豐子愷先生在上個世紀初期是這樣解釋這種現象的：“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的悲觀色彩，並不是俄羅斯音樂的一般的特質，乃柴氏一個人的特強的個性。他的音樂所以著名於全世界者，正是其悲觀的性質最能夠表現在‘世紀病’的時代精神的一方麵的‘憂鬱’的原故。”（《世界大音樂家與名曲》）
我不知道豐先生是不是說的準確，但他指出的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迎合了所謂“世紀病”的時代精神一說，值得重視。而對於一直飽受痛苦一直處於壓抑狀態一直渴望一吐胸臆宣泄一番的我們中國人來說，柴可夫斯基確實是一帖有種微涼的慰藉感的傷濕止疼膏，對他的親近和似曾相識是應該的。
作家王蒙在他的文章裏曾經明確無誤地說：“柴可夫斯基好像一直生活在我的心裏。他已經成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他說他的作品：“多了一層無奈的憂鬱，美麗的痛苦，深邃的感歎。他的感傷，多情，瀟灑，無與倫比。我總覺得他的沉重歎息之中有一種特別的嫵媚與舒展，這種風格像是——我隻找到了——蘇東坡。他的樂曲——例如《第六交響曲》（《悲愴》），開初使我想起李商隱，蒼茫而又纏綿，縟麗而又幽深，溫柔而又風流……再聽下去，特別是第二樂章聽下去，還是得回到蘇軾那裏去。”（《行板如歌》）
另一位作家餘華，在他專門談音樂的新書《高潮》中有一篇文章則這樣地說：“柴可夫斯基一點也不像屠格涅夫，鮑羅丁有點像屠格涅夫。我覺得柴可夫斯基倒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相近，因為他們都表達了19世紀末的絕望，那種深不見底的絕望，而且他們的民族性都是通過強烈的個人性來表達的。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充滿了他自己生命的聲音。感傷的懷舊，纖弱的內心情感，強烈的與外在世界的衝突，病態的內心分裂，這些都表現得非常真誠，柴可夫斯基是一層一層地把自己穿的衣服全部脫光。他剝光自己的衣服，不是要你們看他的裸體，而是要你們看到他的靈魂。”（《重讀柴可夫斯基》）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們一個把柴可夫斯基比成了蘇軾和李商隱，一個把柴可夫斯基比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許，你會覺得將柴可夫斯基比成蘇軾和李商隱，有些玄乎；而把柴可夫斯基比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有些過分。但他們都是從文學中尋找到認同感和歸宿感（有意思的是，美國音樂史家朗格在他的《十九世紀西方音樂文化史》一書中，則把柴可夫斯基比成英國詩人彌爾頓，也是文學意義上的比擬），這一點上和我們大多數人是相同的。也就是說，我們在聽柴可夫斯基的時候，已經加進我們曾經讀過的文學作品的元素，有了參照物，也有了我們自己的感情成分，柴可夫斯基進入我們中國，已經不再僅僅是他自己，柴可夫斯基不得不入鄉隨俗。我們在柴可夫斯基裏能夠聽到我們自己心底裏許多聲音，也能夠從我們的聲音裏（包括我們的文學和音樂）聽到柴可夫斯基的聲音。可以說，從來沒有任何一位音樂家和我們能夠有如此心同身感的互動。
我們對柴可夫斯基的感情，也許還在於他同梅克夫人那不同尋常的感情。當然，這也是世界所有熱愛他的人都感興趣的地方，並不能僅僅說是我們的專利。但是，對於他們長達十四年之久的感情，而且是超越一般男女世俗的情欲與肉欲的感情，保持得那樣高尚而純潔，是我們所向往的。在一個盛產《金瓶梅》和《肉蒲團》的國度裏，泛濫著的色欲和意淫中，讓人們對這種柏拉圖式的感情更多了一份感慨。同時，在一個情感和情欲一直處於壓抑的年代裏，這種柏拉圖的感情自然更會讓知識分子多一份慰藉和憧憬，柴可夫斯基與梅克夫人的通信集，早在四十年代，我國就有了陳原先生的譯本，直至現在再版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