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陰冷的黃昏，我和妻子站在朱家三層高的房子前方，朱太太在裏麵按下開關，鐵皮門隆隆升起。眼前是一個長長的車庫，前一截停著淺藍色的老式卡迪列克。她領我走到盡頭。指著胡亂堆起來的紙箱子，說：“隨便挑好了。”風從不遠處的太平洋刮起，越過金門公園的蘆葦和樅樹灌進來。朱太太趕忙按開關，關上門。朱太太和我的妻子是多年好友，見了麵有說不完的家常話，兩人興高采烈地上樓去。
天花板上垂著一盞低瓦數的電燈，暈黃的光落在書堆上。幸虧和朱太太同住的小叔子來洗衣服，把洗衣機上方的燈開了，強光從車庫後牆照過來。我從靠牆處拉來一張塑料小凳子，在書堆旁邊坐下。這些書，都是朱先生的遺物。
洋諺語“You are what you read”，我是一直信奉的。這語錄一看就懂，要翻譯可不容易。較為貼切的譯文，該是：“讀什麼書，你就成為什麼人。”不過，這一表述排除了“看”，如果稍加引申，解為“看你讀什麼書，就知道你是什麼人”，則增加了操作性，但願聰明人不要據此走捷徑，“看”到牧師走近便朗讀《聖經》，“看”到前輩上門就裝作無意地在廁所放上他的著作。我所以對朱先生的藏書懷著少有的熱心，是因為一個多年的懸念。
朱家和我家的交誼始於新移民時代。妻子原先在一家車衣廠當單針工人。她出國前已是技術能手，如今也勝任愉快。可是這種製作成衣的廠子，不求活計好，隻以效率掛帥，人人沒命地趕定額。妻子吃不消。好在這廠子屬於一家大型時裝公司，有專屬品牌，上遊有設計部和製辦部。朱太太是製辦部的資深師傅。有一回，製辦部要趕一批樣板，把妻子調到公司去支援。妻子當了兩個星期臨時工，本來要回到老廠去。幸虧朱太太竭力推薦，妻子留在公司，當慢工細活的製辦工。從那時起，朱太太和妻的情分在師友之間。捎帶地，兩家人走動得頗頻繁。20多年前，我和妻子頭一次造訪朱府。這是一幢含兩個單位，每個有三臥室兩廁所一廚房一客廳的大宅。朱先生夫婦打拚數十載，賺下了這棟房子，養育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就在那一次認識了朱先生。他剛滿65歲，從“奧林匹克俱樂部”退休。朱太太在旁邊說，他在這家老牌會所的餐廳當練習生一當就是35年。我和妻子走進本來寬敞卻被太多舊物擠出壓迫感來的朱家。朱先生剛吃過晚飯，坐在客廳的胡桃木太師椅上，全神貫注地剔牙。他個子瘦長，禿頭亮得出奇，我差點混淆了，以為發光體不是天花板上的燈泡。看著他細細的眉毛，收拾得幹淨的下巴，馬上想起末代皇帝傅儀晚年的標準像。他臉膛紅潤，也不知是頭頂的反光，還是退休後日子愜意，使容光煥發起來？
朱太太待人接物的功夫，比木訥的丈夫強許多倍。朱先生還在為來不及找恰當的辭令而尷尬，她已站在兩個男人之間，充當橋梁：“劉先生是讀書人哩，你除了啃書沒別的生涯了，對談正合適。”然後，朱太太和我的妻子走到縫紉室去，交談兩人所在時裝公司的人事趣聞。朱先生和我的相對，沉默了一會，我也為怎麼開頭而著急。好在朱先生福至心靈，豪邁地宣告：“退休後，要完成的工作，就是給《辭源》和《辭海》改錯。”我怕聽錯了，問他是不是指中國最具權威的兩部工具書。他給予肯定的回答，還隨手從案頭拿起帶封套的《辭源》，啪啦啪啦地掀了掀。他的手指細長，骨節棱棱，在藍色書脊上蠕動，讓我起了莫名的感動。一個讀書人，在異國，如此警惕地護衛彼岸古老的文明。透過斜射到桌麵的陽光，看到一陣輕灰在朱先生的手下揚起，恍惚了一陣。我對此毫無準備，如果這地方是碩學鴻儒的書房，線裝書層層疊疊，仿佛一棵棵偃蹇的老樹，而夾在書頁間的紙條，有如葉片或者芽梢。老先生輕撫長須，向我開講《說文解字》。那麼，這樣的人物來給大部頭辭書勘誤，是十分合理的。可是，這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藍領人家啊！老房子，老家具，老移民，掃眼周圍，沒看到幾本書。不過，作為命根子的藏書，排列在沒邀請我參觀的書房裏頭也說不定。出於唐人街約定俗成的規矩，我們不談及他過去所從事的職業。說實在的，朱先生仙風道骨，動作遲緩，怎麼看都不像在洋人俱樂部當“仆歐”（Boy）當了大半輩子的角色，幹那種活計，不必飽學，但須是粵人形容的“眉精眼企”，腳步如風，他卻極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
“謬誤多得很嘛！流傳了這麼多年，居然沒人指出來，愧對先人！”他激動地發議論，聲音很大，卻仿佛從老遠的地方傳來。我從沉思中驚醒，連忙追問：“有這回事？倒是聞所未聞，請舉個例子。”他探探瘦長的身子，頗為躊躇滿誌地拿起一本拍紙簿，翻開來。我有如在爆炸性新聞現場采訪的記者，注意力高度集中。然而，他坐正，把拍紙簿扔回桌麵，說：“算了，待完稿再說。”人家是“良賈深藏若虛”呢！我的好奇心敵不過他的韜晦。然後，他把話題岔開，評論起唐人街中文學校的老師來，口吻自然是不屑的。“‘病入膏肓’的‘肓’念成‘盲’，‘咄咄怪事’解做‘拙拙’，也就是‘笨的怪事’。我小時候教蒙館的先生把‘逃之夭夭’的‘夭夭’念成‘天天’當天大笑話；不過，這裏有一個老師教《詩經》，確實把‘桃之夭夭’念成‘桃之沃沃’。”我連忙附和，說這現象嘛，和中菜館裏的掛爐鴨和佛跳牆走樣類似，廚房裏的“香港名廚”，原先是大陸的教書匠，移民後進餐館當洗碗工一年，幫廚一年，第三年靠偷師惡補來的半拉子手藝，跳槽當大廚去了，哪來的真傳？他點頭，歎氣。
那一晚，我和朱先生麵對麵，喝光了一壺鐵觀音，聊到最後，他竟有了引我為“知己”的架勢。遺憾當然有，那就是，我耍盡陰謀，要他說說《辭源》及《辭海》的錯處，他總是不經意地避開。幸虧，臨走前，他賣了天大的關子：他在有生之年務必完成的，是超越這兩部過時及謬誤百出的工具書的大製作，“肯定是厚厚的一本”。“把它出版，我便算對故國家山有個交代了。”他把我送到門外時，信心滿滿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