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的速記形式允許安·格·陀完全坦率地記錄與丈夫之間的所有細節：自己對丈夫的怨氣，有時候這是因為對某些事情不理解產生的；口角及其家庭內部和外部的原因，自己適應陀思妥耶夫斯基複雜而沉重的內心世界與行為的嚐試如何逐漸獲得成功。這使她的日記成了特殊的真實而可靠的文獻。
最後，還有一個方麵不能不注意到：日記的總的基調。盡管有許多困難，也有痛苦的時刻，但總基調是幸福的、明快的；日漸增加的相互依戀與信任，對自己窮困和挫折的調侃，歡快的綽號和玩笑，成就了這種基調，而且使其越來越鞏固。日記中保存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俏皮話，甚至還有詩體短劇《辟邪符咒》的片段。
日記的讀者——仿佛是這兩個差別如此之大的人相互適應過程的見證人，而最重要的是，我們不僅看到一個年輕女子如何克服對丈夫複雜的，在許多方麵是她陌生而難以理解的個性的眾所周知的反應，還可以看到他對妻子態度的動態變化，該變化最終導致他們無比地親近，這在他們以後的生活中可以看得到。
在安·格·陀的日記中還有特殊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熟悉《回憶錄》的人都清楚記得，記述她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幾次見麵，以及他們相愛與結婚的經過的篇章。回憶錄作者牢牢記住了這些改變了她整個命運的日子，這絲毫不令人驚訝。然而，在閱讀這些篇章的時候，總不能排除這樣的想法：它們是依據某些早先的記載寫成的；否則，事隔四十年，不可能清楚記得這些細節。然而，無人知道有這樣的記載。現在它們呈現在了我們麵前：1867年秋天，安·格·陀，在前一年那些相應的日子過去整一周年的時候，在速記本上逐日記下了當年發生的一切，她所珍視的鮮活的記憶。可以發現，這部分紀事幾乎原封不動地移植進了《回憶錄》，僅僅作了某些無關緊要的改動，使某些事實與對話移動移動位置而已。但在一些地方，如果把事件綜合起來，就會看到：某些有趣的細節被舍棄了。例如，在《回憶錄》中，談到自己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親友們初次相識，在朋友中安·格·陀隻提到了А。Н。邁科夫；在日記中則還出現了А。П。米柳科夫和И。Г。多爾戈莫斯季耶夫，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來說——“一位異常敏感的人，但有點懶”；同時還查明，“此人建議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宗教雜誌，但他們在主要條件上總也談不妥”。
安·格·陀把她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結識時期的談話，在作了重要的內容上的修改以後，移植進了《回憶錄》：關於形形色色的作家，關於他的家庭與以前的生活。為了弄清楚修改的性質，隻須對比一下在日記中和在《回憶錄》中對屠格涅夫與涅克拉索夫的評價就夠了。關於屠格涅夫（在日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住在國外，完全忘記了俄羅斯和俄羅斯的生活”。在《回憶錄》中的評價與這個文本相當接近：“把屠格涅夫評價為一流的天才。可惜的是，長期生活在國外，他開始不太理解俄羅斯和俄羅斯人了。”安·格·陀，《回憶錄》，頁60。在日記中這樣評價涅克拉索夫：“他直截了當地稱其騙子手，可怕的賭棍，他大談特談人類的苦難，自己卻坐著寶馬香車兜風。”在《回憶錄》中則說：“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認為涅克拉索夫是自己青年時期的朋友，並高度評價其詩歌天賦。”同上。
在把1867年的詳細記述變換為後來回憶錄中的簡潔形式時，安·格·陀壓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自己過去的敘述，刪掉了在她看來於他有損的內容：家庭關係的詳情，去洪堡從事輪盤賭，等等。與此同時，例如，作家類似這樣的言論也消失了：“……他斥責彼得大帝，簡直認為他是自己的敵人，現在則指控他引進了國外的風俗，而扼殺了人民性。”在改寫中出現了一些細節上的錯誤：比如，日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講述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受刑時，正確地指出他的位置是在受刑人的第二排中間；在《回憶錄》中——在第三排。當然，在《回憶錄》中，安·格·陀日記中的那份真誠也完全消失了，她正是那樣真誠地講述第一次見麵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她內心引起的那些不安而沉重的感覺，以及這些感覺如何被漸漸克服。
應該說，《回憶錄》的資料可以早一點被發現：在《回憶錄》的草稿中安·格·陀談及與作家第一次相見時說：“從那時起幾乎半個世紀過去了，可是那一天的細節在我的記憶中還是那麼清晰，宛如發生在一個月之前。”在這裏她作了一個後來被勾掉的腳注：“對我記憶力的最大幫助是時隔一年後我所作的速記。”俄國立文藝檔案館Ф。212.Оп。1.Ед。хр。147.Л。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