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今天的歐美各國，隻要你肯花時間稍微深入一點他們的生活，就會發現，其實這是一個讓你我感到陌生的世界。西方人的富裕程度，已經不再用香車豪宅這“硬指標”來衡量了。當越來越多的中國“土豪”們，提著裝滿現金的LV箱包，到巴黎瘋狂購物的時候，在戛納海邊一家尊貴酒店的餐桌上，人們津津樂道的，是某瓶紅酒的年份和它所屬酒莊的故事；當薄穀開來費盡心機用受賄來的錢，想要為兒子購買一套地中海麵朝大海的別墅時，在不遠處意大利的一座小島上，貝盧斯科尼想要的是天下所有的美女，和上上下下當總理的快感；當幾億中國人在拚湊來的假期裏，無奈地被堵在通往旅遊景點的路上時，挪威首都奧斯陸的一家人，正開著旅行車駛往靠近北極的一片無人水域，他們車頂的行李架上放著一條獨木舟。
有人說，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著“代差”，在我看來，我們和他們似乎就不在同一個星球上。多年的發達和優越，使得西方人在思想深處有了某種“升華”，他們真的不關心政治，但他們卻真的關心一氧化碳；他們打心眼裏反感專製，卻又羨慕舉國體製下的雷厲風行；他們不再熱衷於建造“泰坦尼克號”，因為驅使那條大船的所有高精尖係統，都出自他們的創造；他們也不再迷信羅斯福、丘吉爾、戴高樂那樣英雄般的高大人物，而更喜歡選出騎著自行車上班的卡梅倫，在快餐店和你一起吃漢堡的奧巴馬，以及和你一樣用手機發短信的鄰家小夥兒或小姑娘，當自己忠誠的公仆。
今天的西方也是個舊世界。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曾經怒斥法德等那些不願和美國一起打伊拉克的歐洲國家是“老歐洲”，但他自己卻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今天的西方國家整體上實際上是一個舊世界。
隨著工業革命，西方國家率先發力，在全球攫取了足夠的資源和財富，在近300年裏，他們統治著世界。但是，所謂“霸極必衰”，20世紀下半葉到21世紀開始的時候，人們漸漸發現西方國家裏彌漫著一種好吃懶做、不思進取的精神狀態。多年的高福利、高度完善的社會機製，以及高度民主下產生的極度自由主義，使他們的優越感無限膨脹，進而產生世界大同和人類和諧的幻覺，失去了他們先輩打天下的鬥誌。
《紐約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在他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裏有一個理論，把世界經濟用5種加油站來劃分。在講到西歐加油站時，弗裏德曼惟妙惟肖地描述出了當今西方世界真實麵貌：
第三種是西歐加油站。油價是5美元一加侖。加油站裏隻有一個工作人員。他很不情願地加油，麵無表情地換機油，而且一直在嘮嘮叨叨地對你說，工會的合同說，他隻負責加油和換機油。他不擦洗車窗玻璃，每周隻工作35小時，每天中午還有90分鍾的午餐時間，午餐時間加油站關門。他還有6周的假期，每年夏季可到法國南部去度假。在街的對麵，他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叔叔在玩地滾球。他們已經10年沒工作了，因為他們國家的失業保險支付給他們的錢，要多於他們最後一份工作的工資。
相比弗裏德曼十幾年前的這幅描述，2011年我在戛納看到的情況，隻能比這有過之而無不及。那個時候，主權債務危機席卷歐元區，希臘還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但西方輿論指責的矛頭，卻指向雅典的那些示威者，認為他們不工作還想多發錢多休假，才是危機的根源。然而，有這樣想法的何止這些希臘人。
前些年，我的好朋友劉歡因為要陪女兒在美國讀書，在紐約租下了一棟房子。在國內習慣了各種周到的上門服務的他，卻在美國寸步難行。
在一家大型家具超市買了一個床墊後，劉歡卻怎麼也找不到送貨上門的服務。無奈，我們這位超級明星隻好買了繩子，自己爬上吉普車把床墊綁上車頂，一路開回家裏，再手拉肩扛一個人把床墊搬上樓。
人力少、人力貴，折射的是今天西方的這樣一種模式：少雇人，但支付高額工資，同時征收高額稅款，以此來慷慨地救濟那些並不急於找工作的失業人員，並提供大量的其他福利。我沒有資格從經濟學角度質疑這樣的模式，但我總覺得，相比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內時而無序的蓬勃和火熱，西方這套近乎殘酷的機製，代表的卻是一種腐朽。而我更喜歡無序的蓬勃與火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