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菊仙新星農場（三師三團）
到海南後不久，我所在的二區三隊準備建一所小學，經連隊黨支部研究，決定讓我擔任小學老師。
當時的條件真是艱苦，完全是白手起家。工人們在小溪邊用茅草搭建了一間非常簡陋的校舍，沒有課桌，就用兩根直徑約10公分粗的樹杆，在上麵釘一塊長約70公分，寬約20公分的木板，就成了一張簡易課桌。坐的板凳也是照此方法做的。總之當時的口號就是：“因陋就簡，白手辦學”。沒有鍾，沒法掌握每節課的時間，就用看太陽的方法，大概上了幾十分鍾後，就到室外用腳步丈量一下影子。更為難的是因為連隊頭一回辦學，入學的孩子年齡參差不齊。聽說自己連隊辦了學校，那些原來要走幾個山頭去分場上學的孩子也都回來就讀。要把他們分成幾個年級，十來個小孩中有預備班的，有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的。給一年級上課的時候，預備班的就在教室外麵活動；三年級的就寫字；五年級的就算術……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複式班”。放學了，家長們離收工的時間還早呢，怕孩子們發生意外，我就把孩子們組織起來，去拾膠果、給夥房撿柴火，甚至還采草藥。過了不久，我們把膠果、草藥賣了錢，嗬，沒想到居然夠買一個小鬧鍾，就這樣，學校靠自力更生添置了第一件資產——“鍾”，從此結束了看太陽影子掌握時間的曆史。此後，孩子們的積極性更高了，不久我們又陸續添置了搖鈴和一些簡單的體育用品，如球類……
當時遇到的另一個困難就是沒有課本，尤其是沒有低年級的課本。於是高年級的教材就是“老三篇”；中年級的教材就是毛主席語錄，然而低年級的教材還得自己編寫。別看我是老師，可每天晚上連隊的政治學習還必須得參加。
當時規定老師每月有一斤煤油，其他人就隻有三兩。每天晚上都要開會，大家坐成一圈，中間擺一盞油燈，我經常把我的油燈拿出去給大夥用，我就在一旁趁著微弱的燈光改作業、備課、編寫教材。記得當時上一年級的課，我編寫的教材當然就是從拚音開始，因為我50年代上學的第一節課老師就說過：拚音是學習漢字的拐杖。可我當老師時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大夥對這些並不理解，都說不必學拚音，無論我怎麼解釋他們都堅持他們的意見，甚至有人提出學拚音是複古，主張直接學漢字。知青是去接受再教育的，老工人說的話你得聽啊，於是我隻得放棄拚音教學。
在短短的時間裏，我們的學校越辦越好，由於有學校紀律的束縛，加上我這個老師就住在連隊裏，跟孩子們幾乎是朝夕相處，純粹就是個“孩子王”，孩子們一改過去那種群龍無首的現象，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沒人能管得了，連隊領導和老工人都很滿意，在很短的時間裏給了我很多的榮譽，還被評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代表，到場部出席積代會。
就在這時候，場部政治處派人到各連隊選拔知青，聽了連隊領導的介紹，於是把我調到了場部政治處報道組。在政治處報道組工作幾年後，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發表的精神鼓舞下，我打了報告多次請求歸隊，處裏領導同意了我的請求，把我從政治處的報道組調到場部小學，繼續我的教育生涯。
1973年我被選為出席師教師代表大會代表，到廣州開兵團教代會。
1974年我被選送到廣州中山大學學習。畢業後幾經周折，最後的歸宿還是在教育戰線。看來這也是一種緣分：和教育戰線有緣。
盡管過去我在教育戰線曾經有過一些成績，然而我的起步是在連隊頭一次辦的小學裏開始的，那裏雖然校舍簡陋，工作艱辛，但是連隊領導的重視、老工人的支持，至今銘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