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華偉
老外對中國常把中學生也稱為知識分子感到很奇怪。在西方，能稱得上知識分子的僅指社會上層有學術造詣的人士，如：教授、學者、科學家、作家、編輯等，連普通大學畢業生也未必算在內。中國卻常指受過些教育、識得些字的人就是知識分子，社會上也普遍認同，不以為繆誤。這不怪國人的認識有偏，源於“文革”流傳的繆錯。把上山下鄉的大、中學生稱為知識青年，這“知青”的名詞流傳至今，便泛稱讀了幾年書、識得幾個字的人統稱為知識分子。
多年來，知識分子之不被社會重視，受到人們的輕視甚且蔑視，與上述“廉價知識分子”之“繆種”流傳有很大關係。為了替知識分子正名，有必要來囉嗦幾句。
有關知識分子的定義，國外的主流看法是：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以知識謀生，以腦力勞動，有強烈社會責任感者。國內看法大致相同：有較高文化水平，主要以創造、積累、傳播以及應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職業者。
知識分子的特征是腦力勞動者；其社會功能主要是思索、解答外在世界一切疑難，傾向懷疑與批判；他們的想法和看法與社會現狀總有距離。在他們的頭腦中，沒有一個現實社會是圓滿的(有圓滿社會就要停滯不前)，因此，知識分子總對現實不滿足，企圖按照理性和個人理想來改造社會。他們也是社會大眾的代言人，與中國古代的“為民請命”價值相等。知識分子這種典型形象古今中外都認同，因而被浪漫的認為是“社會的良心”。
中國知識分子是古代“士”的現代延續。古代“士”以天下為己任，為國分憂，為民請願。從曾參的“仁以為己任”到範仲淹的“以天下為己任”，都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政治、社會各方麵問題有深刻的責任感。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道出“士”的政治和社會功能。秦漢以降，國家安定時期，政治、文化秩序的維持落在“士”的肩上；社會混亂時期，則負起政治、社會批判的重任。明末東林黨顧憲成有言：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種“關心”仍活躍在知識分子的生命中，鄧拓的《燕山夜話》有《事事關心》的雜文。他在《歌唱太湖》詩中寫道：“東林講學鄉迷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士”在精神追求上始終忘不了政治，老、莊如此無為的人，在著書講學中也對政治抱很大興趣。在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之人，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所以位居四民之首(士、農、工、商)。皇帝對“士”也極盡禮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