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他在《靜可書室記》裏對周敦頤、程顥的“靜”和程頤的“敬”的研究、比較、辨析，而選擇了程頤的“敬”，主張“主敬窮理”。遊酢說：“學者之於道，能於其性之所近，以求從入之門，於道可至。子性靜有誌於學，誰曰不可？彼夫利欲鬥進、躁競驅逐者，去道日遠，苟能收斂此心，鞭逼向裏，勿為外物所動，則其本立矣。故濂溪、明道二先生發明為學之要必言靜者，以大本所當先也。然伊川先生教人，又用敬不用靜者，以敬貫動靜，該體用。若隻用靜，恐都無事了，又失大本當先之意。故曰：‘敬則自虛靜。’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必如是乃可言靜。’……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聖人之於天道吻合無間然也。《大學》之經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古昔聖賢進學相傳之要旨，請以主敬窮理為吾子勉。”在此，遊酢先說“靜”在學習上的作用。他認為，學子如果性情沉靜，有誌於學，是會學到東西的，但那些利欲熏心、逐名追利之人，就必然離道日遠。那些收心向內之人，不為外物所動，就會把大本建立起來。所以周、程二先生提出沉靜是治學的根本。接著，遊酢分析說，“靜”是與“敬”不同的，程頤先生用“敬”不用“靜。敬，本指外貌端方周正，舉止合乎規矩，現在程頤先生把“敬”的這種外在含義推向內在，成為內心修養的主要規範，說：“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隻明人理，敬而已矣。”用“敬”並不否認“靜”，因為“敬則虛靜”，“敬”含“靜”。所以，遊酢讚同程頤“主敬說”，“以主敬窮理為吾子勉”。
遊酢還認為，“思”不能脫離現實，而且要建立在“力行”之上，要求學子在實踐中檢驗所學知識，“試以吾平居之學驗之”，以探索真知，培養能力。他甚至說：“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能知好學，力行知恥，則可以入德矣。”這就是說，說了，就一定要力行；力行了，就一定會成功；力行了，就不會後悔。能知道求知，喜歡學習，力行做事，知道羞恥，就可以進入道德之門。
遊酢學思結合，深於思，精於研究，勤於比較，重在力行，主敬窮理，也是他專心追求真知的重要的治學和教育教學的一種方法和特點。
五是德智體美結合，充分發揮教育的教化功能。遊酢在教育中把德育放在首位，但也注意與智體美育結合，具體就是把禮、樂、射、禦、書、數結合起來。“遊於禮，所以防其躁也；遊於樂，所以導其和也；遊於射，所以正內誌而直外體也。禦也，書也，數也，亦若是而已，是皆操心之術也。”禮，是德育；樂，是美育；射、禦，是體育；書、數，是智育。遊酢的這種教育安排，就是在德育為首的情況下，不放棄智體美的教育，實際上是充分發揮教育的教化作用，因為智體美也都是“操心之術”，發揮智體美的教化功能，就能陶冶人的情操，促進人的道德素質的提高。遊酢在教育教學中，以至誠之心從文化和教育的意義上向學子闡述開設“四書”等理學經典課程和禮樂射禦書數課程的作用，闡述理學與孔孟儒學的淵源關係，顯示出理學的根源和教化功能。遊酢說：“聖人從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天下之化非有資於號令之鼓舞也，刑賞之懲勸也，一於誠而已。誠至則天下徯其誌而從之，如恐不及矣。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之化民，豈能拂其所有而與之以所無哉！亦曰順以巽而已。中正，民之性也，順其性而入之，則將淪肌膚而浹骨髓矣。下觀而化，自然之理也。”遊酢認為，聖王順從於理，天下風俗就因之而成。天下風俗的形成，不是靠傳布命令來鼓舞人心，也不是靠刑罰獎賞來勸勉，而是靠誠心而已。精誠所至，天下的人都會等待跟著他的誌向走，好像隻怕來不及了。所以說是因觀盛禮而受教化。古代賢明君王教化百姓，都是順著百姓的本性將中正之性灌輸進去的，並深入到肌肉骨髓裏去，讓人感受極深。向下觀察而受到了教化，這是自然之理。其實，就是說，天下風俗是靠人們的精誠，將聖人之道順著百姓性本善的人性灌輸進去，使其起到教化的作用，而深入人心。因此，“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在天覆地載的人世間，各自擔負起教化的職責，使理學充分發揮教化的功能，就能獲取成功。這樣的教育不會枯燥無味，陷入空談之陋習，而能結合生活實際、社會實際，而顯得活潑有趣、生氣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