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光
望著父親手書“道南理窟”最後一筆鐫上九曲岩壁，馬應壁長長地舒了口氣。父親馬負書乾隆元年中了武狀元，可一輩子敬仰理學大家。提督福建陸師鎮守閩疆二十餘年，最大的願望就是想在武夷山勒刻“道南理窟”四個大字。誰知平常軍務繁忙後來疾病發作，理想卻無法實現。事有湊巧，天遂人意，乾隆四十四年，馬應壁任職崇安（今武夷山市），終了父親遺願。這方擘窠石刻確屬非同一般。馬應壁在題跋中說：“竊念先大夫欲以理學淵藪，發山川之秀靈，非尋常題詠岩泉者，此何可弗鐫，而遺山靈憾！”兒子認為，父親這方大字不得不刻，否則武夷山靈都會遺憾。因為它揭示了理學的淵藪。
“道南理窟”裏的“道南”，指的是孔孟之道向南傳播；而“理窟”，說的是理學薈萃之地，有如當年送江淹之夢筆的郭璞所雲“京華遊俠窟”的窟之意。更耐人尋味的，是馬家父子題跋的位置。“道南理窟”題刻在五曲之西，晚對峰東麓，與此隔溪遙遙相對的是當年遊酢的“水雲寮”和朱熹的“武夷精舍”。
遊酢於公元1099年到武夷山，築寮五曲雲窩鐵象岩上，潛心研究經史，刻苦著書立說，廣為聚徒講學。專家知道，程顥、程頤是理學創始人“二程”。遊酢、楊時以“程門立雪”的行動就學於大師門下。程子望著他們歸閩的背影說過“吾道南矣”。他們載道南歸閩北後，真的擔負起儒學新發展的重任，而武夷山是道學南傳第一站，遊酢則是“道南”第一人。大概一百年後，遊酢的後裔遊九言也像馬應壁一樣，懷著十分的崇敬在崖壁下刻下了“水雲寮”三個大字。
中國文化由北向南轉移有其深刻的原因。人們常把唐宋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前期向後期過渡的階段，經曆了大唐盛世後，五代十國給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帶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數十年間，帝王幾易十姓，兵舉不息，生靈塗炭。南方成了向往之地。雖然交通閉塞，關山阻隔，但卻成為避亂苟安之地，更是文人士大夫理想的“世外桃源”，及至到了南宋，東南一帶更成了人們理想向往之處。有詞雲：“安莫安於福建。”大理學家邵雍當時就說：“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南方地氣至矣。”到了宋朝，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匡義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收拾了五代十國那種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政權更迭的局麵，宋太祖躊躇滿誌地吟唱“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和殘月”，自比普照神州六合的太陽。但史學家們認為他建立的宋王朝更像“陰晴圓缺”的月亮，而且是到不了滿月的月亮，如同錢鍾書所喻：宋太祖設想的那張不容他人酣睡的臥榻，“從八尺方床收縮而為行軍帆布床”，雖然他常常夜不能寐，還總是惦記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到了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國大軍南下，1126年虜徽、欽二帝北去，北宋王朝結束。南宋王朝也是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和中國軍事版圖變化相同的是文化地理也發生深刻的變化。春秋末年，孔子創立儒家學說，西漢時“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風光為中華民族主流文化。佛教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到了隋唐愈發壯大，佛教中國化產生了禪、華嚴、天台等宗派，幾乎傾國信奉佛教，大有與印度一樣成為佛教國家的趨勢。而在東漢產生的中國本土宗教道教，在與佛教鬥爭中也逐漸發展起來，加上人們錯誤認為老子與唐皇同宗，因而道家勢力也十分強大。原先儒釋道三教鼎立成了佛道壓倒儒學的形勢，當時一流學者幾乎都出入佛道，作為中華民族主體文化思想的儒學奄奄一息，衛道士們大聲疾呼儒家道統已到了中斷的緊要關頭，唐朝的韓愈率先提出複興儒學，北宋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在北方著手建立新儒學。北宋之後，新儒學又岌岌可危，道統再一次麵臨覆滅的危險。文化落後的金國承擔不了發展儒學的重擔，中華民族文化存續興亡的地理坐標隻能向南轉移。
江南不乏名山勝地，何處方是中華文化涅槃之所？南宋大理學家張栻斷言，“當今道在武夷！”曆史怎麼會這樣青睞閩北的武夷山，將華夏文明繼往開來重任空降於此？讓我們先來看看閩北的地理區位。水路未開之時，中原進入福建非經閩北不可。陸路入閩主要是三條路徑：一是翻過閩贛交界的杉嶺，從今日的光澤進入；二是越過閩浙交界的仙霞嶺，從今日的浦城進入；三是跨過閩贛交界的分水關，從今日的武夷山進入。值得注意的是分水關與江西鉛山相鄰，到其河口碼頭僅八十裏。當時它是江浙閩粵貨物、人流的重要集散地之一。由河口轉上饒便進入信江航運。通過這條水路可通浙江常山、江山，然後沿錢塘江往杭州，直抵南宋的首都。王世懋在其《閩部疏》中說，“凡福之綢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關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既然有貨北運，自然有人南來。一方麵福建“北畔是山南畔海，隻堪圖畫不堪行”，足以避亂，安下書桌做學問。另一方麵如果政治形勢發生變化，閩北又是北客返回中原最近最易的地方。南唐之後掀起一撥又一撥移民福建的浪潮，而閩北武夷山一帶則是他們落腳的首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