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夢熊
建陽是遊酢的誕生之地，也是他著書、傳道、講學的地方，遊酢與“延平四賢”究竟有何關係呢？
一、“延平四賢”：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
“四賢”即四位有德行、有才幹、德才兼備、德高望重的人。“四賢”這個詞的出現，是在元代至元年間（1335-1340）。明嘉靖《延平府誌》卷十九中有一篇《延平四賢像記》，內容是說，元代至元二年在延平郡學立四賢像的過程和意義。在這篇文章的題目和正文中，都出現了“四賢”這個詞。此後，“四賢”這個詞廣泛被後人所接受和發揮。以延平一郡而產生四位繼承孔孟之道的大賢，這在以儒治國的封建社會後期，是一種很值得稱頌並引以為榮的盛事。“延平四賢”最早可考的是南劍州知州陳宓（mì）在《申請延平書院賜額劄》中提出“皇朝之盛治，有濂溪周敦頤、明道程顥、伊川程頤相繼挺立，而孔孟之統以續，“二程”傳楊時，楊時傳之羅從彥，羅從彥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文公熹”。因此，“延平四賢”是指兩宋（北宋、南宋）時崛起於福建南劍州道統相繼、學術思想一脈相承的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四位大儒。
楊、羅、李、朱四位大儒，都被先後列入孔廟奉祀。大家知道，文廟（孔廟）是中國曆史上最權威的奉祀廟廷。從漢代到清代兩千多年中，被封建王朝列入孔廟奉祀的僅一百多人，而福建有14人，閩北籍的占10人，包括遊酢及延平四賢。封建社會被認可奉祀孔廟是非常不容易的，先要從基層推薦上報，最後經皇帝批準，才能通報全國奉祀孔廟。
“延平四賢”之首楊時，前麵在《還“程門立雪”以本來麵目》一文中已介紹過，這裏不再重複。
“延平四賢”之二羅從彥（1072-1136），字仲素，世稱豫章先生，南劍州羅源裏（今延平區夏道鎮羅源村）人。他從小就生活在文化氛圍很濃的家庭裏，好學習，能詩文，會畫畫。他具有獨立思考、尋根問底的研究精神。當他聽到楊時曾在河洛得到理學大家程頤的教導，學得真諦，非常羨慕，先到將樂縣含雲寺，後又從沙縣前往蕭山縣拜楊時為師。當聽楊時說“伊川（程頤）的學說很好”，他又立即變賣田產作旅費，奔赴洛陽拜師求學，請授《易經》。三年後，他回到沙縣隱居起來，謝絕一切要他出山做官的邀請，潛心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著有《語孟師說》、《中庸說》、《龜山語錄》、《論語要義》等。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詔賜從祀孔廟，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皇帝禦書“奧學清節”賜贈羅從彥祠堂。
“延平四賢”之三李侗（1093-1163），字願中，又稱延平先生，南劍州劍浦縣崇仁裏樟林鄉（今延平區爐下鄉下嵐村）人，宋代著名理學家。他聽說羅從彥跟隨楊時得“二程”理學，便慕名拜羅為師，數年後，盡得羅氏所傳之奧秘，繼承並發展了“二程”的理學思想。他隱居山村，謝絕世故，一生不為官，潛心研究儒學真諦。1153年，朱熹拜見李侗，1157年，朱熹寫信向李侗問學，1162年兩次赴西林院問學於李侗，朱熹是李侗最得意的門人，他將“二程”洛學之道傳授給朱熹，他的思想對朱熹哲學的成熟與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孔廟。清康熙禦書贈額“靜中氣象”。
“延平四賢”之四朱熹（1130-1200），字元晦，諡號曰“文”，稱朱文公，別號紫陽，出生於南劍州尤溪縣，南宋最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詩人和文學家。朱熹向李侗求教，李侗為答朱熹所問，朱熹彙集成《延平答問》，答問內容涉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易》、《春秋》等。朱熹接受“二程”理學，最初是由父親朱鬆開始的。朱鬆熱衷於“二程”理學，與李侗一起向羅從彥學理學，並以理學影響和教育朱熹。父親去世後，隨母遷往崇安，受學於劉勉之、劉子翬（huī）、胡憲三位理學家。他曾接受建寧府知府之請，為新建的遊禦史祠作《記》，這是他接受遊酢理學思想的開始。1168年，朱熹拜訪黃中。黃中是遊酢的門人，又是遊酢的外甥，少年時期從學遊酢，實得舅父的理學真傳。因此，朱熹成為遊酢的三傳弟子，致使集孔孟思想及“二程”理學之大成，創建了一個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體係，對南宋之後的中國和東南亞社會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朱熹理學思想的形成無不受到遊酢理學思想的影響。朱熹的代表作《四書集注》就有相當篇幅引用了遊酢的言論與主張。可以說，集大成者也就是集了包括遊酢、楊時、謝良佐、呂大臨等程門高弟在內的眾多理學家的思想。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皇帝詔賜朱熹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五大道統聖人從祀孔廟。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孔廟東廡“先賢”之列，升至大成殿“十二哲”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