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韶“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宋史》謂“端平元年召，明年（1235）轉太府寺丞……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辭新命，不許……凡三辭不獲……退，複累疏乞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寢召命雲……四年，詔趣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再辭，不許。五年，改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遣至闕”。《閩書.裔派》謂李韶於“端平中，為殿中侍禦史……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辭新命，不許……凡三辭，不獲……退，複累疏乞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寢召命。四年，詔趣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再辭，不許。五年，改禮部侍郎，辭，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卷六十三《文蒞》漳州知州事列“李韶（見連江縉紳）、張燡（張一作李）、徐栗，右嘉熙中任”。《八閩通誌》卷三十三《曆官》漳州知州事列“李韶見《名宦誌》、李燡、徐栗，俱嘉熙間任”，卷三十八《名宦》漳州知州謂“李韶，嘉熙初知州事”，卷六十二《名臣》謂“李韶字元善……累遷右正言侍禦史，出知漳州”。《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漳州》據《宋史》本傳與《漳州府誌》列李韶知漳州於嘉熙元年（1237）任至三年。如上所析，漳州知州李韶於“嘉熙二年（1238）召”，即嘉熙二年十二月戊辰“起李韶為禮部侍郎，辭；不允，詔所在州軍護送至闕”，因此可以肯定，嘉熙二年十二月李韶已離任漳州知州，故《宋福建路郡守年表》列李韶知漳州任至嘉熙三年有誤。
李韶“知泉州兼市舶”與“提舉福建市舶”：《宋史》謂“紹定四年……提舉福建市舶……入為國子監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閩書.裔派》謂李韶於“紹定四年……提舉福建市舶……入為國子監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中”雲雲，卷四十三《文蒞》提舉市舶司提舉列“謝采伯、李韶，俱知州兼，右紹定中任”。《八閩通誌》卷三十《諸司》提舉市舶司提舉亦列“謝采伯、李韶，俱紹定間任”。道光《晉江縣誌.職官》“提舉市舶司”列“李韶，端平間任，知州兼權”。顯然，李韶“知泉州兼市舶”與“提舉福建市舶”是分別的兩次，其中“提舉福建市舶”是在紹定四年（1231），而“知泉州兼市舶”則終於端平元年（1234）的被“召”，中間曾一度“入為國子監丞”；從時間上判斷，大約在紹定五年夏秋之際“入為國子監丞”，同年冬或次年春“知泉州兼市舶”。據此可知，道光《晉江縣誌》“提舉市舶司”列“李韶，端平間任，知州兼權”有誤，《泉州曆史網.泉州人名錄》之李韶於“端平元年（1234）前從國子監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則顯得很無奈。福建市舶在泉州，諸誌於“提舉市舶司.提舉”未再另列“李韶”亦屬有誤。
李韶“添差通判泉州”：《宋史》謂“上封事諫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彌遠，言甚懇到。又救太學生寧式，迕學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遊九功素清嚴，獨異顧韶。改知道州……紹定四年（1231）”雲雲。《閩書.裔派》亦謂李韶“上封事諫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史彌遠，言甚懇。又救太學生寧式，迕學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遊九功素清嚴，獨異顧韶。改知道州。紹定四年”雲雲；《文蒞》泉州“添差通判軍州事”列“朱在、李韶（見連江縉紳），右嘉定中任”。《八閩通誌.曆官》泉州“添差通判軍州事”列“朱在、李韶見《名宦誌》，俱嘉定間任”，卷三十七《名宦》泉州謂“李韶字元善……端平初通判泉州，忠厚純實。郡守遊九功素清嚴，獨異顧韶”。道光《晉江縣誌.職官》泉州“添差通判軍州事”列“朱在、李韶，俱嘉定間任”，卷三十四《政績》謂“李韶字元善……紹定四年通判泉州。忠厚純實，郡守遊九功素清嚴，獨異顧韶。端平初，遷右正言”雲雲。《八閩通誌》與道光《晉江縣誌》都是很搞怪的，於《曆官》與《職官》“添差通判軍州事”皆列“李韶，嘉定間任”，卻分別在《名宦》謂“李韶……端平初通判泉州”與《政績》謂“李韶……紹定四年通判泉州”，顯然誤甚。按《宋史》與《閩書.裔派》可知，李韶“添差通判泉州”不可能在紹定四年（1231），更不可能在端平元年（1234）。《泉州曆史網.泉州人名錄》也搞笑，既謂：李韶於“紹定四年（1231）通判泉州。”又謂“道光《晉江縣誌》所載李韶‘紹定四年（1231）通判泉州’時間恐有誤。據《宋史.李韶》知，紹定四年李韶由知道州遷提舉福建市舶。另據清.康熙《永州府誌.卷6.秩官誌下》，李韶任道州知州軍事在紹定三年。”其所引康熙《永州府誌》卷六《秩官誌下》謂：“宋.道州知州軍事：紹定，李韶，福州人，三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