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見到的也正是這樣。道具很簡單，隻有兩件：一個乩架——小型的籮圈上，安設一個插有竹筷子的“十”字形木條；加上一個鋪著細沙的沙盤。事前，由一個女巫書符、念咒，然後由兩個人雙手托著乩架，任它在沙盤上隨意走動，畫出種種符號或文字來。
實際都是糊弄人的。你看，由知書識字的人托乩，就能夠寫出字句；若是換上兩個文盲，則絕對寫不出來，要麼停著不動，要麼就亂畫圈圈。可是，當時人們已經陷入一種癡迷狀態，竟然堅信不疑，結果自然是照樣輸錢。個別也有湊巧碰正的時候。有一回求乩，沙盤上畫的是一個圓圈，周圍又塗了一些小杠杠，人們這天就押了個“旱雲”。原來，會名裏的“旱雲”是隱喻烏龜的。結果押正了，贏了一筆錢。然而，這種“瞎貓碰見死耗子”的事，可以說是百不一遇。
由於賭博是將隨機性、偶然性掩藏在某種超驗的非理性的模式之中，以僥幸、投機、冒險為存在的基石，致使勝負之爭蒙上了一層先定的神秘命運色彩，所以，封建迷信在這裏才大有市場。賭博活動和一般的比賽完全不同，勝負的取得不僅與整體的體力、智力的高下無涉，甚至也不關乎當下的客觀條件。它植根於人性弱點的現實把握和對人類理性的完全蔑視，迎合了人們以較少的投入獲得較多回報，甚至不勞而獲的投機心理。
押會形式的出現，表明了賭博的社會化，設局的職業化，形式的集中化、規模化。賭場老板多數都得到了地方官警的或明或暗的支持，有的同時又是土匪，有的與黑社會存在著天然聯係，黑社會因賭博業的存在而注入了生命血液，賭博業則有賴於黑社會的支持，從而獲得長足發展與畸形繁榮。
五
這些基本特征，在辦會、出會中都有所反映。冬天設局在屋子裏，其他季節都選在打穀場或寬敞的院落舉行。出會時間多為午後三四點鍾。場地中間豎起一個木製支架，從上到下垂下許多條布帶，上麵滿掛著賭客記名的紅紙包，裏麵有會名和賭注。事先在外麵放一通鞭炮，待四周的人圍得滿滿的了，老板便拄著文明棍，大搖大擺地出場，威威勢勢地站在方桌前麵。身旁陪伴著助手，一個是軍師，一個是賬房先生，身後不遠處還有兩三個保鏢的。
出會，每次都是三板定案。我看到的那天，第一板拍出“天龍”之後，老板和助手便麵對大家察言觀色，周圍果然有所反應；這時，他們就判斷這種反應意味著什麼，經過一陣悄悄地嘀咕，於是，又拍了第二板，還是“天龍”，這一回簡直是“群聲鼎沸”了，主會的便又商量了一陣；第三板“啪”地一拍，爆了個冷門：“紅春。”由賬房先生用毛筆寫在一張大紅紙上。下一步就是“揭會”了。從上到下，一包包地解開，當眾宣布。押正了的當場付出十倍的回報；沒有押對，就把錢隨手放進一個大木匣裏。
為了招攬生意，設賭的老板一般的還講求信譽，否則，代價太大。但個別情況下，作弊的也有。聽村西的瘸子二叔講，他就趕上過一次。這天，賭場上已經掛出會名，人們認出是“明珠”。但是，一開封就遇上一個特大賭注，回報超過千元，老板見勢不妙，便抽身返回，示意兩個鏢棍在台前燃放鞭炮，並撒出許多硬幣。登時，會場上煙霧迷漫，會眾紛紛俯下身去搶拾硬幣，秩序大亂。賬房先生趁機更換了會名。待到煙消霧散時，人們看到的卻已經變成了“三懷”。所有押中“明珠”的都大呼上當，隻是懾於老板的威勢，人們敢怒而不敢言。
設賭者注意研究會眾的心理，有時連續三天出同一個會名；為了鼓動更多的人參與，常常雇用一些人故意押準，大把大把的票子往外付出，使人看著眼熱心急，第二天便會有更多的人押會，老板就可以聚斂更多的資財。一時間，城鄉各個角落都泛濫起賭博的狂潮，形成一種大眾化的社會活動。農工商賈、婦孺翁媼，黃發垂髫，各色人等，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念，行思坐想，希圖一擲。許多人家傾家蕩產，連姑娘辦嫁妝的錢、小孩壓歲錢、老爺爺買棺材錢，都搜刮淨盡，致使上吊的，投河的經常出現，凶殺、盜案更是不斷發生，鬧得社會動蕩，民不聊生。
當時報刊上登載過幾首竹枝詞，錄以存證：
俗塵擾擾事紛紜，喝六呼三枉費神。
賭博場中無勝客，歧途險境可憐身。
賭博由來盡是欺，況如押會更離奇。
花名三六天天配，賺得愚民日日迷。
三年嗜賭債如山，生死艱難兩鬢斑。
入室淒涼無一語，夜深風雪對饑寒。
貪利一錢十倍三，奸徒設餌詭千般。
投繯刎頸隨時見，除卻長平無此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