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自己所賦予的最為自負的詞叫靈魂。人用靈魂這個詞跟動物劃分了距離。唯有靈魂，人才有喜悅和悲傷、有良知與禁忌。人在靈魂的導引下，會哭泣和歡笑。人並沒把“靈魂”這個詞送給動物。動物——無論多可愛的動物，會翻跟頭、會算術——在人看來都不具備靈魂而隻有本能。人更不覺得植物有靈魂。一株草，由青到黃，從春到秋，怎麼會有靈魂呢？草木由於沒有靈魂，因而不會學習，無知卑賤地活著並死去。然而，這隻是人對動植物的看法，人其實證明不了它們沒有靈魂。
如果你見到胡楊林，這種看法也許會發生轉變。我在四子王旗的速亥看到的不僅是胡楊林，幹脆說看到了一個又一個悲泣的靈魂。
胡楊是樹。但它跟樹最不一樣的地方是姿態如人。它似互相攙扶、涉江而來的婦孺，像仰天太息的壯士，像為自己包紮傷口的士兵。我隻想說它們“像”，或者說“是”有靈魂、有苦痛的人。我來到速亥的時候，正迎夕陽，落日把一腔英雄的塊壘吐在這片寸草不生的荒沙上。胡楊樹虯曲糾結，坐地視天，身子骨披一層滾燙的金紅，讓我想起羅丹那尊雕塑《拉奧孔》——一個壯碩的男子，與身上纏繞的蟒蛇搏鬥，其痛莫名。
人見到鬆柏、垂柳，手撫其枝，並不會問“為什麼”。鬆柏青青，垂柳依依，沒什麼可問“為什麼”的，一切如常。可見了胡楊，真想問它為什麼會這樣？我想到了一個詞——靈魂。胡楊樹一定因為有靈魂，或者說有記憶而痛苦過，並有此態。
速亥，蒙古語為“紅柳”，如今是白茫茫的沙地，誰也想不出它六十年前的樣子。這裏的人告訴我，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速亥人的主要工作是打黃羊。上級給牧民們發衝鋒槍，用衝鋒槍掃射黃羊；給縣和公社幹部每人定指標，打不到規定數目的黃羊要扣工資。速亥當年是怎麼的植被？風吹草擺，不見牛羊，植被太茂密了。當年打過黃羊的老人說，速亥這地方黃羊多，它們集群飛跑，不少於幾百隻。不光有黃羊，還有蒙古野驢，有藏羚羊。老人說：你們不要認為隻有西藏、青海才有藏羚羊，烏蘭察布草原當年有很多藏羚羊。蒙古語管藏羚羊叫“奧仁嘎”。這個地方鳥啊、花啊多的是。當年這裏是濕地。
這個老牧人指著白茫茫的沙礫說“當年這裏是濕地”，真的像癡人說夢。如今除了天上的雲朵和地上的胡楊屬於有形狀的東西，其他皆為空蕩蕩的虛無。
“打死的黃羊呢？”我問老人。
“上級都拉走了，”老人說。“我們自己養牛養羊，從來不打黃羊。打死的黃羊變成了政治任務，肉和皮子都出口換彙了。我們整整打了二十年黃羊，現在什麼野生動物都沒有了。那些年，每天都有槍聲。槍聲停了，黃羊、鶴、野鴨子、兔子、狐狸，什麼都沒了。”
我抬眼四望，速亥這地方在一個盆地裏，是二連盆地的一部分，依靠的山叫大紅山。可是，打光了黃羊，植物也不能都滅絕啊？
老人說，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們這兒又遭一劫——挖發菜。你想象不到有多少人到我們這裏挖發菜，可以叫成千上萬。從寧夏來的人，整列火車全都是挖發菜的人。我覺得全國的人都到這裏挖發菜來了，黑壓壓的到處都是人。有人挖，有人收，有人運。運到東南亞一帶。發菜這東西怪，這片地上午挖沒了，落點雨，下午又長出來了。挖的人越來越多，最後變成這個樣子。
老人說“這個樣子”的時候，特別不情願，聲音迅速被腳下的沙子吸收。如果土地和天空也會死亡的話，就會是“這個樣子”。這裏的天空雖然高遠，卻毫無生氣，與綠洲之上濕潤的天空絕不一樣。沒有飛鳥、沒有層層疊疊的雨雲，這是一片失去了肌膚的天空。土地上隻有沙子，連晰蠍爬過的痕跡都看不到，見不到土，地已經死去很多年。今天的速亥，不要以為它籍籍無名，它名聲大得很，早就傳到了北京和天津等地，出現在專家們的文案裏。速亥，現在成了京津風沙最主要的源頭。這片地，每年不知向北京輸送了多少沙塵。可誰還記得當年它堪比肯尼亞野生動物園的情景，誰還相信此前這裏竟然是一塊濕地呢？
假如黃羊有靈魂，灰羽鶴有靈魂，野兔、蘆葦有靈魂的話，如今它們一起附體在胡楊樹上。胡楊死去後為什麼不倒？倒了為什麼不爛？它實在是有話要說，是無數野生動物與植物的靈魂請它們保持苦痛控訴的姿態留在人間。有胡楊的地方，都是動植物們的受難地。差可欣慰的是，速亥至今還保持著一“怪”，下點雨，馬上就長出綠茸茸的草。人們盼著這裏多長草、快長草，一直長出黃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