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
如果我們的經濟結構變了，從而這種動機不再像它在擴大疆土和擴張工業主義時代那樣是一種那麼有效的驅動力了，就會出現很多能適合於一種變化了的經濟組織的其他動機。每種文化，每個時代，都隻利用了諸多可能性中的少許幾個。變革很可能是動蕩不安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這隻能歸咎於變革本身的艱難，而不能歸咎於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國家恰巧碰上了那一種可以引導人類生活的可能的動力。應當記住，變革及其所有艱難困苦都是在所難免的。如果我們對習俗中那些甚至很細微的變易都憂心忡忡，那就實在是與此情此理相左了。文明本身所能夠產生的變化可能遠比人類任何權威所希冀或想象的對文明的變革都要更徹底、更激烈，而且仍是完全切實可行的。今日如此橫遭責難的那些細小變化，諸如離婚率上升，城市中日甚一日的世俗化，貼麵舞會的盛行，以及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的事情，也許彈指之間就成了一種稍有差別的文化模式。一旦成了慣例，它們也就具有了同老模式在以前那些年代時所具有的同樣豐富的內容，同樣的重要性，同樣的價值。
真正的關鍵在於，在文化的從簡單到複雜的所有層麵上，可能的人類風俗和動機是無可窮盡的，所謂明智者就是對其間的千差萬別堅持一種極大的寬容。一個人，除非他是按照某種文化的形式培養起來，並按照這種形式生活的，否則他根本不可能充分參與這種文化，但是他可以向別的一些文化的參與者承認他們的文化也具有與本文化同等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