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同誌”，濕潤了王建明的眼睛。自從“一月風暴”後，他就沒有聽到過這一親切的稱呼了。他頓感人性的複原，人格的尊重，人品的提升。往日那種“現行反革命”的汙蔑，被侮辱和被迫害的黑暗歲月，永遠成為曆史了。雖然，工廠裏生活條件還很差，12個大學畢業生同住一間小平房，睡的是狹小的架子床，房間的家具僅有一張自製的乒乓球桌和兩張木板凳，但對王建明來說，精神上的安慰，使他的靈魂深處已經得到最大的滿足了。（張永和《王建明傳》）王建明的這種欣慰與滿足雖然隻是一種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式的欣慰與滿足，但對於王建明的低穀人生來說，這無疑是一抹曙色，這曙色至少預示著他的新生活的開始。所以若幹年後有人在分析王建明的這段生活的時候還說，沒有當年的玉柴也就沒有後來的王建明，也就是說玉柴對王建明有知遇之恩的。我此次在廣西沒有采訪到王建明本人，但我想他應該是不會反對這個說法的，因為的確是玉柴人在他人生最灰暗、最低穀的時期喚起了他的尊嚴與自信、雄心與激情，繼而又給了他機會和舞台，這才成就了他後來的崛起和輝煌，也成就了玉柴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
五
對給王建明機會和舞台的人，早就有人稱之為玉柴的伯樂了。但一直沒有人準確地告訴我這個人是誰。根據我采訪所掌握的情況來看，這個人應該就是晏永霖，可能因為晏永霖是現任董事長晏平的父親，一般人表述起來都有些心理障礙，所以總是閃爍其詞，點到為止。其實我也是臨離開玉林之前才最後采訪到晏永霖的。晏永霖來到玉柴還是“文革”後期，之前是玉林地區博白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應該相當於現在的縣委副書記。為什麼被調到玉柴呢？晏永霖說大概是因為他比較敢於抓生產，那時候抓生產是要冒政治風險的，因為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抓革命”。但他有些橫，在那樣的氛圍裏，還在博白搞過計件工資，這可能給上邊的印象比較深，所以1975年，就讓他以路線教育工作隊負責人的身份進來了。
剛進來的時候他不說話，直接下到車間參加翻砂，車曲軸，和工人談心，發現當時生產搞不上去，主要是班子出了問題，包括一些中層幹部。因為這些人原來管勞改犯習慣了，刷牙洗臉都是犯人伺候，後來成了工廠，還搞這一套，當然行不通，工人意見很大，就消極怠工，開著機器睡覺。其實責任都在幹部身上，他開始著手換幹部，培養新生力量。王建明就是這個時候被發現的。王建明到玉柴屬於“下放”，也就是被貶，所以很低調，不說話，天天在車間裏看書，也不參加“大批判”活動。晏永霖覺得他很特別，就找他談了一次話，這一談就知道了，他是一個很有想法也很有激情的人，晏永霖就建議他組織一個小組，配合他的工作，這個小組要既抓革命又促生產，要給廠裏帶來一股新的風氣。王建明聽了很興奮，就組織了一個三十多人的小組，記得是三十二個人，說要取個名字，王建明說就叫“共產主義青年突擊隊”好不好？我說好，就是它了。
那時候全國正學習列寧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理論，他的這個想法很時髦，也很合拍。你去查一下，列寧當時有一段話，說工人星期六義務勞動是一個偉大創舉什麼的（我後來查過了，列寧在總結“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意義時說：“後方工人的英雄主義也值得同樣注意。在這方麵，工人自己發起和組織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具有極大的意義。顯然，這還隻是開端，但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因為這是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這是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當這種勝利鞏固起來時，而且隻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即社會主義紀律才會建立起來；隻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是不可戰勝的。”這段話可參見國內出版的列寧的《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這樣的話很有鼓動性，這也是王建明的智慧和敏感之所在——筆者）。晏永霖接著說，就這樣，這個組織就建立起來了，王建明任組長，活動開展得很好，這對王建明來說是輕車熟路，他原來在大學裏就領導過很多活動，現在等於是重操舊業，所以得心應手。他們在廠裏一邊發揮著生產突擊隊作用，還一邊發揮著思想宣傳隊作用，組織全廠範圍的大討論、大辯論，討論他們參加革命到底為了什麼？問題大得無邊無際，實際上最後是要落腳到生產勞動上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