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個企業的命運和一個人的命運一樣，始終有一些莫測的因素在牽引或驅使，這種牽引或驅使的力量有時候甚至勝過無數既定的外力，勝過一些顯而易見的社會大環境的力量，這就是偶然。
偶然的力量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自然也可以改變一個企業的命運，乃至一個更大一些集體的命運，甚至國家。偶然的力量來自於選擇，很多重大的曆史事件，重要的人生變故都源自一次甚至是漫不經心的選擇。王建明當年不踏上那輛西去的列車，我們今天講的故事，包括講故事的方式肯定麵目全非。同樣的道理，時隔20年後，在中國交通大動脈——鐵路部門縱橫馳騁了20多個春秋的晏平不是來到玉柴，而是選擇了少年時期就立誌紮根的那個美麗的北方重鎮，玉柴的曆史也一定不會出現我們接下來即將敘述的這般波瀾壯闊、高潮迭起的情節。所以從領袖決定論的觀點看，集體永遠在被選擇，集體的命運永遠是掌握在個人手中的。一個集體，被選擇的機會越多，改變命運的幾率就越大。但在個人方麵，決定命運的選擇往往隻有一次，所以選擇決定命運。這使我想起美國詩人羅伯特·弗洛斯特在他的一首詩中所寫的情景：
黃色樹林中岔開兩條路，
可惜我一個人不能同時
兩條都走，我長久駐足
極目向其中一條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樹叢裏；
然後踏上另一條，……
……
也許很多年很多年以後
我會歎息著講起這次遭遇：
樹林中岔開兩條路，而我——
我選擇那條少人走的，
而這已造成重大差別。
——羅伯特·弗洛斯特《未選擇的路》
實際上，對與此相類似的人生處境，如果僅僅出於顛覆的目的，我們完全可以說，任何對未曾選擇的事物的懷念都是虛妄的，因為它有無限的可能性。同樣的道理，隻有對已選擇的事物的檢討才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它已經有了無限的不可能。王建明和晏平都已經不可能改變他們對玉柴曆史的任何一次書寫，這就是曆史，這就是選擇的命運，一切附著在它上麵的寄生都是不可以改變的，包括一次無關緊要的記憶。
王建明來到玉柴是1970年。六年以後，正是這個“醒著的眠者”再度開始被激情燃燒的時候，一個白紙一般“沒有任何負擔”的翩翩少年走進了玉柴，那時這個叫晏平的少年還不是玉柴人，而是作為廠領導的子女隨父親晏永霖進駐玉柴。將近三十年以後，2005年，當這個飽經滄桑的中年男人再度進駐玉柴，正式出現在玉柴的曆史舞台上的時候，當年那位翩翩少年心中的白紙上已經色彩斑斕。三十多年過去了，回憶起當年初到玉柴的情景，晏平神情裏依然有意氣風發的影子。這一次我們一開始就在燈光下談話，時近黃昏，夜色正在悄悄從晏平的身後爬上窗外的陽台，在漸漸虛化的背景裏，談話人的形象與一個少年的形象開始在我眼前重疊，直到最後它幾乎讓我喪失思考與追問的能力。現在我讀到根據當時的錄音整理的談話記錄，竟然有一種恍若隔世的陌生與新鮮，找到了一種重新回到采訪狀態的感覺。
晏平說最初我是隨父親一起來玉柴的，我父親是軍人出身，1953年轉業的時候被安排在容縣工作，1970年一夜之間調到博白，當時博白的派係鬥爭很厲害，到了一種什麼程度呢？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會議上，就點到了廣西有個村怎樣搞派鬥，這個村就在博白，可想而知有多麼嚴重。上麵知道以後就從玉林地區各個縣抽調了一批幹部，這些幹部都是有軍人背景的。這樣1970年7月10號，我們家就到博白了。短短幾年我父親突然又告訴我說他調走了，那是1975年。我問他調到哪裏，他說調到玉柴。當時的玉柴在玉林地區是最大的工廠，但這個廠我們不了解，後來我跟父親來一看，原來也是因為這裏亂，搞兩派鬥爭，所以把他調來，當工作隊隊長。接管了一整年以後，1976年，我父親就正式在玉柴做黨委書記了，那時候叫革委會主任。我當時還在博白念書，住校，到第二年秋季開學的時候我才過來，轉到玉林高中讀書。那時候學校課不多，我就拚命地打球，一連打了三個月球，幾乎沒上課，父親說這樣不行，就把我轉到玉林鐵（路）中（學），鐵中離我家近一點，可以看住我。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真正進入了玉柴的生活。禮拜六、禮拜天下午沒什麼事，我就帶著我弟弟跑到廠區裏麵打麻雀，那時我彈弓打得非常準。這就是我和玉柴最開始的接觸，第一次看到了什麼叫工廠。那時候玉柴一年的產值才500萬，也算是玉林地區最大的工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