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發展到道光、鹹豐年間（1821~1861），明顯地呈現出衰落的狀態。當時除了一些俠義小說和狹邪小說外，還出現了《蕩寇誌》和《兒女英雄傳》這兩部影響較大的作品。
俞萬春的《蕩寇誌》又名《結水滸傳》，作於道光年間。小說寫陳希真父女落草於猿臂寨，專門以梁山英雄為敵，後來由於他們在攻打梁山英雄方麵建立了“功績”，為朝廷錄用，陳希真升官至都統製。此書在藝術上有一定的成就，被當時的清政府所推崇。
《兒女英雄傳》本名《兒女英雄傳評話》，原有53回，今殘存40回，道光年間“燕北閑人”（真名文康）所作。作者在“緣起首”回中，道出了“兒女”和“英雄”的真諦：“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業”。
小說寫安驥的父親安學海被上司陷害，安驥攜帶銀子去援救，路宿悅來店，經能仁寺，遇上圖財害命的腳夫、和尚，幸被俠女十三妹（即何玉鳳）所救。在此以前，張金鳳也在能仁寺遇難，也同被救出。兩人經十三妹做媒，結成夫婦。而十三妹的父也為人所害，她立誌報仇。安父遇救後，在歸途中遇十三妹，告訴十三妹她父親的仇人已被誅殺。十三妹因願望已實現，就想出家，為眾人所勸阻，最後也嫁了安驥。作品結尾，金鳳、玉鳳相處和睦，安驥位極人臣。
《兒女英雄傳》在藝術上也有相當成就，十三妹的形象前半部比較鮮明，富有俠義氣息，加之作品運用了流暢的北京口語，就使它在當時產生了不小影響。
這時期也出現了一些俠義小說。俠義本來是指濟困扶危、除暴安良的行為，是人民的正義感和英雄主義的表現。因此俠客向來為人民所喜愛，在他們身上寄托了封建時代人民的願望。
《施公案》成書於道光18年（1838），主要寫康熙年間揚州縣令施仕倫斷案的故事。該書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個深受老百姓喜愛的青天大老爺形象。
這時期還出現了陳森的《品花寶鑒》（1852年）和魏子安的《花月痕》（1858年）等狹邪小說。《品花寶鑒》是以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同性戀愛為中心，寫出了乾隆以來北京上層社會的荒淫無恥的狎優生活。《花月痕》寫才子韋癡珠、韓荷生，遊幕並州，兩人都有相好的妓女，韋的名秋痕，韓的名采秋。韋頗有文采，但懷才不遇，困頓而死，秋痕也殉情；韓先為達官貴人的上客，後平寇有功升兵科給事中，最後又立功封侯，采秋也做了一品大人。作品通過韋、韓兩人決然不同的遭遇，反映了作者悲涼哀怨的情緒，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功名富貴的向往。
19世紀後期，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時期，改良派詩人自覺地運用詩歌為改良運動服務。黃遵憲以“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的論詩主張，賦予詩歌創作以積極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強烈的愛國主義內容，成為近代進步詩歌潮流的一麵旗幟。他一生詩作多達千餘首，有“詩史”之稱。梁啟超進一步明確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主張詩歌反映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並主張口語入詩，對“新派詩”的產生與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清末戊戌（1898）變法前後的詩歌改良運動。由於當時籠罩文壇的是形式主義和複古主義，詩歌創作崇尚黃庭堅為代表的宋代江西詩派，嚴重脫離社會現實。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認識到文學的作用，企圖用文學為他們的維新運動服務，逐漸掀起這一運動。早在1868年黃遵憲就提出了“我手寫我口”（《雜感》詩）的主張，而詩界革命倡導者則是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三人。他們於戊戌變法前一兩年（1896-1897）間，相約開始試作“新詩”，要“尋新名詞”以表現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為改良運動服務，但因脫離傳統，也脫離群眾，影響不大。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國外，從事文化宣傳，繼續推進文學改良。他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刊物開辟專欄，發表譚嗣同，康有為、黃遵憲、匠逢甲等人作品，又自撰《飲冰室詩話》，闡述其理論，詩界革命於是形成了新的規模與聲勢。梁啟超提出“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作為詩歌創作綱領，要求取法西方，認為“得之可以陵轢千古”，表現了倡導者們對詩歌特征的認識與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黃遵憲不僅最早從理論和創作實踐上給“詩界革命”開辟道路，而且以他的詩歌創作成就被梁啟超讚揚為詩界革命的一麵旗幟。詩界革命衝擊了封建複古主義、形式主義文學，部分詩作起到了解放詩歌表現力的作用。但強調“舊風格”又束縛了詩歌的徹底變革。隨著改良派政治上的沒落。詩界革命的旗幟也就逐漸收起了。康有為、譚嗣同、嚴複、林紓、蔣智由、丘逢甲等，也都以他們的詩篇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表達他們變法圖強、救國救民的理想和願望。19世紀末到民國初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以秋瑾為代表的革命詩歌引人注目。她的《寶刀歌》、《寶劍歌》、《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等詩，通俗流暢，充滿革命豪情。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發展很快，由十幾人、幾百人很快增至1000多人。其代表詩人有柳亞子、陳去病、高旭、馬君武、周實、寧調元、蘇曼殊等。他們的詩歌頌民族民主革命，直抒革命懷抱，慷慨高歌，熱情奔放，富有理想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