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的《獅和龍》一文，從故鄉民間節日文藝活動說起，娓娓動聽，在富有趣味性的描述中，說明人民力量如獅，必然戰勝縹緲的龍。這種雜文的重點不在於向生活的深層突進，而在於以象征的手法，預示人民革命勝利的必定到來，因此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他的雜文多寫於香港，以鮮明的觀點在文化戰線鬥爭中發揮作用。雜文在新文學發展第三期中繼續被廣泛運用，產生不少優秀的作品。這證明魯迅等文學革命先驅者所創造的這種文體，在整個現代文學史上發揮著獨特的戰鬥作用，始終保持其青春活力。如果這時期的雜文成就較之二、三十年代有所遜色，那就是失去了魯迅。魯迅逝世對新文學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這也許在雜文領域中十分容易被人們感覺到。
抗戰時期，茅盾的散文創作，收獲相當豐富。他接連出版了《炮火的洗禮》、《見聞雜記》、《時間的記錄》等多種散文集。這些散文多根據自己的經曆，記錄了抗戰時期的社會風雲。但往往含有很濃的感情色彩，有的托物寄情，更像優美的散文詩。把記敘與抒情相結合，是此時茅盾許多散文的特色。
1941年寫的《白楊禮讚》就是一篇壯美雄健的散文詩。它以西北黃土高原的似乎單調的景色，來襯托傲然聳立在這裏的白楊。白楊雖然缺少點華麗與嫵媚，卻偉岸、正直、樸質、嚴肅、溫和，作者用它作為北方農民的象征。通過它，同時也是對在艱苦環境中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共產黨人的熱烈讚頌。
同時茅盾還有一篇《風景談》，同樣以西北的自然景色為背景，表現生活在這裏的革命青年。寫的雖然隻是他們的生產、學習等活動，並沒有作精細的刻繪，卻發現了他們精神生活的充實、豐富，文中洋溢著難以抑製的讚美之情。作者把這些在艱苦中自強奮進的人，看成是“民族的精神化身”。這是一幅淡彩的解放區社會風景畫，也是一曲美麗的青春讚歌。巴金的散文除了記敘漂泊生活中的旅途見聞之外，也有許多優美的散文詩。他出版了《龍·虎·狗》、《廢園外》等集子。
《廢園外》描寫敵機的轟炸使一個幽居的少女喪生，對日寇的暴行表示無比憤怒，對被害者寄予深摯的同情。他的許多篇章用幻想和象征的手法來表達激情和願望。
如《燈》以燈象征熱情，它給人以安慰、鼓舞、勇氣和溫暖，給人以光和熱。通過描繪神話和現實的燈，表達一種對生活的信心。
《龍》寫“我”沒有接受因反抗上帝而受到處罰的龍的規勸，以表達“我要走，就是火山、大海、猛獸在前麵等我，我也要去”的頑強追求光明的信念。
《日》則表示願飛向日球，寧願在那裏化為一陣煙、一撮灰。它好比一首新的《太陽禮讚》。這些散文是浪漫主義園地裏的新花。20世紀40年代在小品文領域中產生的新人並不多，但也有郭風、秦牧等，前者以寫作抒情性的散文詩見長，後者善於將知識性、哲理性與戰鬥性相統一。他們都已在散文領域中初露鋒芒。
1941年以後，由於政治環境的惡劣，國統區的報告文學衰落了下去，記敘性散文便不太發達。隻有一些遊記之類的文字填補了這方麵的空缺。如郭沫若的《蘇聯紀行》、《南京印象》，茅盾的《雜談蘇聯》、《蘇聯見聞錄》等。這些集子既有訪問遊覽見聞的記載，也常常發表自己的感觸，表現著鮮明的感情傾向。1944年何其芳到重慶工作，次年出版了《星火集》。他在重慶寫了一些回憶延安生活、報道解放區情況的散文，也有一些夾敘夾議地描寫重慶生活的篇章。這些作品多收於《星火集續編》中。沈從文在20世紀30年代出過《湘行散記》。1944年又出版《湘西》一書。這些散文大量記敘了湘西的風土人情，所述風俗既是情味濃深，又有相當動人的描寫，具有牧歌情調。但間或也寫到人民的苦難、舊製度的流弊等。這兩部作品都可作為特定地區的風俗史來讀，在現代散文中是獨具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