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服飾在我們的古老的祖先已是自身保護、繁衍後代不可缺少的生存工具了。
美在那個時候就不是一件奢侈品。人們的服飾，是曆史的一麵鏡子，表現出一種人類發展的文化現象。
人做為自然界的產兒，必須依賴自然、適應自然，但人的這種適應是要在積極地改進自然，通過勞動創造出能最大限度滿足人生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為什麼人的創造要根據人生的需要來進行？
從文化心理上分析，是人的需要有一定客觀條件和生理、心理等因素起著重要作用。服飾文化就是這種人生需要的重要對象。
人人都要穿衣，穿什麼？怎麼穿？都大有不同。生存氣候、環境、生產、生活條件乃至民族、地域等都是穿衣的先決條件，從而也就決定了人穿衣的目的。人在某個時期，達到了一定的穿衣目的之後（穿得暖和），又隨著社會的改造，生產的發展、文明的進步，促使人又萌生了對服飾的新的追求（穿得美觀）。周而複始，推動著服飾與文明進步、社會改造、生產發展的有機結合。
人在穿衣戴帽的同時，不斷認識服飾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的關係，推動著服飾文化的發展，又不斷總結和摸索著服飾文化的發展規律，這樣就使人能不斷地調節服飾文化與其他文化，及社會發展的關係。
有著5000年服飾史的華夏民族，今天依舊在東方古老的軌道裏螺旋式地運行著，傳統的文化服飾觀念，依然保存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行動方式中。
人們穿著現代時裝，並不表明他們擁有現代觀念。
服飾文化打政治符號的印記，從古至今都是一脈相承的。這實在讓我們吃驚。
據《易·係辭》載，三皇五帝時，衣裳已有“乾”“坤”之別，“乾”尊“坤”卑，衣裳等級分明，人的地位一目了然。
即使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爭霸之際，也沒忘記以自己特有的服飾在曆史上留下一筆。《史記》載：“齊恒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其國治；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衣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越王勾踐，剪發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至於春申君珠履三千客，孟嚐君千金白狐裘”更成為千古美談。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竟招來朝野震驚，舉國效仿。
秦代崇尚黑色，無論男女皆“上儉下豐”，這種裝束影響了幾個朝代。
漢代則力求男子精悍飄逸之風度，而女子多崇尚窈窕輕盈、襦裙合一的體態。
盛唐則使中國服飾進入輝煌時代。皇室師承漢晉，講究裙（胸）、長（裙）、寬（衣）、窄（襦）透出一種大唐氣勢。華麗、開放、高貴，是曆朝曆代不能比擬的。楊貴妃的“霓裳羽衣”是一種閃閃發亮、質地輕薄的衣裙，更是天下絕倫，難於再版。而唐代女子多用透明的薄紗蔽體，“綾羅纖縷見肌膚”，且裙上鏽著大朵牡丹，顯示出富麗華貴的主調。
宋朝男子朝服大裙寬衫。但“黃”色屬於皇權象征，民間無人敢碰。
元代承襲中原服式長處，又吸取北方遊牧民族服裝優點，形成“係著四合如意之肩”。
明朝服飾沒大特色，卻在朱程理學的扼製下，把“衣製天下”思想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使服飾成了“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稍有差錯、便要問罪。形成了“九天宮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局麵。
清代，將中國古典服裝發展到了頂峰，滿人旗裙更是經典之作。將近300年的曆史中，旗袍款式不斷更新，成為近代中國婦女的“禮服”。由於旗袍用料講究，且能將女性曲線完美表達出來，漸漸形成了獨有的“含蓄的深遠，朦朧的韻味”，莊重、雍容華貴又落落大方。
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孫中山為破除清王朝的封建服飾束縛，親自設計出一套以日本陸軍士官服為藍本的中山裝，取代了中國男性禮服——長袍馬褂。本世紀初的中山裝，成為激進人士、革命黨人的代表性服裝。至今，還是中國男子標準的“國服”款式。但此間，旗袍沒有太大的改變，仍是名嬡小姐更何況喜愛的社交服裝。
近100年來，中國這塊土地上，還有一串饒有趣味的現象。
人們似乎還能記起五六十年代因政治因素影響國人服飾的怪事：50年代列寧裝、布拉吉是國服。六七十年代風行綠軍裝，男男女女無一例外。八九十年代西裝革履，變化無窮。
曾在軍隊某劇團幹了一輩子的歌唱家王某，拿出一張攝於60年代末的照片給我看：一襲綠衣襯著她一臉的嚴肅，帽沿下滿眼迷茫，軍服領口露出的“三角地”卻配著一件粉紅色的襯衣（這是後來上色的）。是啊，那時的她，三十出頭，風韻猶存。但卻沒有好看的衣服穿。今天，肥大的軍服對她來說，隻是往昔的悠久回憶了。而今，她已退休多年，卻參加了老年時裝表演隊。花花綠綠的衣裙一穿，王老太太氣質不凡。她說，要把丟失的時光補回來。
當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裝出現在中國大地上時，你能說它不是改革開放的某種信號嗎？
經濟條件和五彩世界的交叉影響，驅動了人們想象的神經。表現個性與追求，領導潮流自然是美的升華，也是人們文化層次的提高。
人們往往有一種對“自我形象”的認識，並以此為標準，力求使服裝能與自我形象吻合，從而突出自己的形象，氣質和風度。不會再有人一窩蜂似地亂模仿，趕潮流。中國不再隻有流行色。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在瞬息萬變的服裝潮流中，確立自己的穿著風格——無論穿什麼怎麼穿，隻要你認為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