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勤生在報告中講述了自己的成長曆程和江南儀表廠產權製度改革的全過程。產權製度改革是我國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當蘇南模式在發展中碰到種種困難和問題時，袁勤生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拋棄一切私心雜念，勇敢地站了出來，進行所有製的又一次革命。他善於學習，勤奮工作，孜孜不倦地從多方麵吸取營養，緊密聯係農村經濟工作的實際，以驚人的毅力，不斷創新的精神，勇於開拓，有所作為。每一個西部地區的領導幹部，在聽完袁勤生的報告後，都覺得十分內疚，對照袁勤生感到自己的作風是多麼的浮躁，自己的目光是多麼的膚淺，也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袁勤生在比較固定的高校、黨校、幹部學院授課的同時，經常被邀請去全國各地，為行政機關、部隊、企事業單位、大專院校的幹部、師生上課，足跡遍及北京、河南、山東、上海、浙江、江西、江蘇等地。其中為上海、南京、南通、鹽城、寧波、嘉興等地做千人以上“以人為本的開明管理”專題報告50多場。蘇州大學和常熟理工學院還安排主會場、傳媒分會場，組織全院師生聽取他的報告。蘇州市機械、輕工、紡織、絲綢、公交、商業、供銷、宣傳、組織等係統，金閶區、平江區等，都邀請袁勤生前去做大會報告，受眾麵在蘇州幾乎全覆蓋。
江蘇省南京市委、南通市委、浙江省嘉興市委、河南省商丘市委，都讓袁勤生在他們的三級幹部大會上分別做報告。其中商丘市還讓袁勤生分三次為縣處級幹部、科級幹部、中青幹部、糧食係統幹部“開小灶”。常熟市委曾召集全市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黨員聽取袁勤生“四改一滲透”的報告，二招禮堂安排不下了，特地借用常熟市機械總廠能容納1500餘人的一個大禮堂，讓袁勤生分三次為這些黨員上課，聽者總數近5000人。
江蘇人民廣播電台、南京人民廣播電台、蘇州人民廣播電台、常熟人民廣播電台，均多次邀請袁勤生作為特邀嘉賓走進直播室，和聽眾做專題講話。江蘇人民廣播電台還開通聽眾與袁勤生直接空中對話，討論以人為本理念和企業管理的有效方法。
從1986年到2005年的20年中，袁勤生應邀去各地做“以人為本的開明管理”專題報告390多場，聽者25萬餘人，其中有1萬多名是中西部地區的基層幹部，如此廣泛的演講和大量媒體的報道，為“以人為本”管理理念在全國大範圍推廣奠定了基礎。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在洋洋50萬餘字的長篇報告文學《我的天堂》中，對袁勤生有如下記述——我認識袁勤生的時候，已經是90年代中期了。那時的袁勤生已是有七八年“教齡”的大學教授了，而且不止是一個大學的教授。他的派頭十分大，比真正的大學教授的派頭要大得多。20世紀90年代的大學教授仍屬於沒有富起來的一個階層。但“袁教授”不一樣，他不僅有幾個大學教授的頭銜，而且有自己的幾千萬資產，出門是林肯車，身邊還有一兩個秘書——他的講演和課程被排得滿滿的，如果沒有秘書幫忙，他是絕對忙不過來的。這種狀況在當時也隻有大學校長和著名教授才可能有。有一天到他辦公室，“袁教授”從抽屜裏拿出五個大學的教授聘書給我看。真的，一點不假，而且都是名牌大學。這引起了我的極大好奇。
上海人把種田的農民叫“鄉下人”或“阿鄉”。“阿拉”和“阿鄉”隻差一個字，但在改革開放之前則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根本不可能成為平起平坐的同等人。這鄉鎮企業發展了，“阿鄉”不僅受到了“阿拉”們的另眼看待，而且還居然被邀請到大上海來為他們在大學裏念書的兒女們上課……沒聽說過吧！然而在20世紀80至90年代，這種情況還真不少。袁勤生是其中的一個。他這個教授做得有滋有味，甚至暗暗有些得意——這是看得出來的。“我覺得臉上蠻有光彩的。農民能把腿上的泥巴洗掉，穿上皮鞋，坐著‘大林肯’到大學去教課，這事孔子如果知道了也會驚呆的。”袁勤生這樣得意地說。關鍵的問題是，袁勤生不僅當上了幾所大學的“客座教授”，且他的課程廣受歡迎。我見他的時候，他說一個月裏最多有近20天被請去講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