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這次文代會促進了我國各路文藝隊伍的大會師、大團結，對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健全文藝界的民主作風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這是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重要保證。郭沫若的總報告也著重強調了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的重要性。他說：“現在，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勝利震動了一切過去沒有卷入革命的人們。這就使文藝統一戰線也可能取得比過去更廣泛的基礎。”他特別指出了統一戰線內部團結和批評的關係：“文藝上和政治上一樣，統一戰線裏麵有著不同的階級，就自然有著不同的藝術觀點。這些不同的觀點不可能一下子就歸於一致。因此，我們容忍這些不同觀點的存在，但是我們除了首先在政治上團結之外，還希望在文藝為人民服務的立場上團結。希望經過文藝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經過文學藝術工作者本身的努力，能夠完全達到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共同目標。……隻有團結，沒有批評，統一戰線是不能鞏固的。文藝界應該有一種健全的民主作風。”後來的實踐證明，為全體代表所一致擁護的這些基本精神，對以後文藝運動的開展，發揮了積極的影響；沒有這種“健全的民主作風”，我們的文藝事業就要受到損害。
第一次文代會是“當代文學”的起點。它在思想鬥爭與思想改造的基礎上有原則地吸收了“五四”革命文藝傳統的戰鬥力量，它在對40年代解放區和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和創作的總結和檢討的基礎上，把延安文學所代表的文學方向，指定為當代文學的方向，並對這一性質的文學的創作、理論批評、文藝運動的方針政策和展開方式，製訂規範性的綱要和具體的細則。它預示著中國文學進入了新的階段。
在這次會議上，周揚總結解放區文藝工作經驗時提出，“除了思想領導之外，還必須加強對文藝工作的組織領導”。第一次文代會成立的全國性的文藝界組織是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它是國家和執政黨對作家、藝術家進行組織領導的機構。全國文聯下屬的各協會，也都先後成立。這些機構的性質、形式、功能，既承接了30年代“左聯”的經驗，也直接向蘇聯作家協會學習。作為全國文聯和中國作協對文學界進行思想領導的重要刊物《文藝報》和《人民文學》，也在文代會後陸續創刊。
建國後的詩歌
建國後的詩歌創作，與同時期小說的繁榮局麵相比，略為遜色，但總的看來，它的成就應該說也是顯著的。
新中國的詩人不僅繼承了“五四”以來新詩的優良傳統，而且從豐富的古典詩歌和民歌中吸收了寶貴的營養，同時也從外國詩歌中取得了有益的借鑒。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們不斷探索著社會主義時期詩歌發展的道路，為開創一代新詩風而貢獻出自己的才智。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反映中華民族心聲的優秀詩篇。
從新中國成立到“反右派”鬥爭前夕這8年中，詩歌創作穩步發展，逐步走向繁榮。不論是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卓有貢獻的老詩人，還是建國後登上詩壇的新歌手，都以強烈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歌頌充滿活力、充滿希望、日新月異的生活，唱出新時代人民的心聲。從“五四”開始的新詩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曆史階段。
新中國成立之初，作為中國新詩奠基人的郭沫若，在他的作品中，熱烈歡呼中華民族的新生，歡呼“光芒萬丈，輻射寰空”的人民中國屹立在亞洲的東方（《新華頌》）。何其芳以《最偉大的節日》為題，歌唱“如此巨大的國家的誕生”。艾青早在解放戰爭時期就“向未來的共和國歡呼”（《歡呼》），當共和國成立時，他高唱“禮炮震動著整個地殼。全世界都慶賀新中國的誕生！”（《我想念我的祖國》）朱子奇以《我漫步在天安門廣場上》獻給建國一周年，詩中說：
在這空中飛翔的每隻鳥都展開快活的翅膀，
在這路上行走的每個人都沐浴著幸福的陽光。
這正是開國之初人民群眾的普遍感受和心情。馮至的《我的感謝》傳達了廣大知識分子對黨和毛澤東主席的感激和熱愛的真摯之情。臧克家在開國之初為紀念魯迅而作的《有的人》，是詩人獻給新中國的第一首詩，它以深刻的哲理和強烈的革命人生觀激勵人民為創造新生活而奮鬥，詩中充滿對舊社會的詛咒和對新社會的熱愛。
詩人對新生活的熱愛還傾注在他們對保衛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鬥爭的歌頌中。石方禹的政治抒情長詩《和平的最強音》，運用豐富的政治、曆史知識，囊括幾個世紀和整個世界，強烈地抒發了反侵略、保和平的感情，突出地寫出了全世界反侵略、保和平正義鬥爭的巨大規模和強大聲勢。來自中國人民誌願軍的新詩人未央，從抗美援朝戰爭中深入挖掘題材。他的《槍給我吧》、《馳過燃燒的村莊》曾深深打動過無數讀者。老詩人柯仲平在長詩《獻給誌願軍》中，深情地歌頌誌願軍是“栽種”和平與自由的英雄。詩人嚴辰、田間等都到過朝鮮前線，寫詩反映戰地生活，表現戰士們的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歌頌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