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建國初期文學(4)(1 / 3)

大型歌劇劇本的創作,也有一定的收獲。反映當前現實生活的如《一個誌願軍的未婚妻》(丁毅等)、《草原之歌》(任萍)等。在歌劇《長征》(李伯釗)、《洪湖赤衛隊》(湖北省實驗歌劇院集體創作)、《王貴與李香香》(於村)、《小二黑結婚》(田川等)、《江姐》(閻肅)、《紅珊瑚》(海政文工團歌舞團集體創作)、《紅霞》(石漢)等作品中,從不同的側麵反映了黨所領導的革命鬥爭。

還有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歌劇《劉三姐》(廣西壯族自治區歌舞團集體創作),也文情並茂,頗有民族特色。以上這些歌劇劇本,有的是自編,有的是根據其他作品改編的,一般都注意了歌劇的特點,用詩的語言塑造人物形象,給音樂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文學的基礎。

新歌劇劇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活內容的廣泛性,也為新歌劇樣式、風格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加之新歌劇藝術形式的尚未定型,就更便於進行多方麵的探索,因而使建國以後的新歌劇藝術形式,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新氣象。如歌劇《洪湖赤衛隊》,它的題材特點就適於用湖北地方戲曲和民間音樂作為歌劇音樂的基礎;而《劉三姐》這個由廣西壯族的民間傳說改編的歌劇,就自然要以廣西壯族山歌作為歌劇音樂的基礎了。這樣,不同的題材,就帶來了不同的音樂基礎;不同的音樂基礎,就使新歌劇產生了不同的樣式、風格。

這一時期的戲劇文學,包括話劇、戲曲和新歌劇,沿著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方向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的發展有時是緩慢而曲折的,常常落後於現實,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的要求。

首先,那種深刻反映生活、震撼觀眾心靈的優秀作品,並不多見。由於文學創作一直存在著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因而影響著作品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提高;而戲劇衝突中的生活真實性和政治傾向性,難於得到恰當的統一。

其次,戲劇創作的體裁、題材、風格,趨向於單調、狹窄,不能完全地表現藝術特色。喜劇、諷刺喜劇的創作,也受到很大的限製。在“題材決定”論等錯誤理論的影響下,戲劇創作不能反映豐富多彩的生活,戲曲、新歌劇很少有自己創作的、直接取材於現實生活的作品,更多的則是對舊有曲目、作品的改編和移植。

再次,這一時期的戲劇在藝術表現手段的探索上,也還存在一些有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如:話劇如何加強民族化、群眾化,使之更符合人民群眾的審美習慣的問題;戲曲如何積極改革唱腔和表演形式,使之適合於表現當代生活的問題;新歌劇如何吸收西洋歌劇的長處,繼承民族戲曲特點,根本改變“話劇加唱”、語言缺乏音樂美的缺點,使整體劇情更加音樂化的問題等等。

建國後的小說

小說家的狀況

小說作家在進入50年代之後,其寫作情況發生了許多根本性的變化。茅盾有過撰寫長篇的計劃,但由於受到極左思潮的批判,他不得不放棄這一想法。沈從文的文學生涯遇到重大挫折,他被不公正地剝奪了文學創作的權力,黯然離開了小說寫作,專注於文物和古代服飾的研究。張恨水被批判為小資產階級意識的代表後,轉而用小說形式改編中國戲曲和民間傳說。張愛玲1952年離開大陸,去了香港,後移居美國。錢鍾書雖然更願意在小說創作上施展他的才智,但“時代”留給他的選擇,卻隻有文學研究的領域。廢名(馮文炳)作為小說作家,也幾乎被“忘卻”。

而另外一些小說家,出於對文學的熱愛,則不得不在取材、表現形式、作品風格上進行改造,以適應新的文學時代的需要。巴金在朝鮮戰爭期間,到前線生活了七個月,後來,出版了以此為題材的兩個短篇小說集《英雄的故事》(1959)和《李大海》(1961)。寫過《大林和小林》、《禿禿大王》等作品的張天翼,善於用精練的、喜劇式文字刻畫社會各階層人物,他也曾有撰寫知識分子生活道路的長篇的計劃,但由於受“左”傾思潮的衝擊同樣沒有實現。

為了體驗生活,深入人民群眾中間,1952年,艾蕪來到東北的鞍山鋼鐵廠,並以鋼鐵工人的生活為題材,創作了長篇小說《百煉成鋼》和短篇集《夜歸》。《夜歸》集中一些作品,如《雨》、《夜歸》等,通過細膩的描寫來表現新生活中的情緒,顯示了作者的靈動敏感。但從整體而論,連同長篇《百煉成鋼》,都表明了在題材、藝術觀念和方法“轉向”後所遭遇的挫折,作品並沒有取得理想的藝術效果。對於艾蕪,給人印象最深的是30年代的《南行記》。1961年,他重返雲南故地,看到和30年前不同的生活景象,而寫了《南行記續篇》。依然是抒情性的文筆,渲染的還是邊疆風情,而敘述者的“身份”已完全改變,作品的“主旨”,被納入“新舊生活對比”的簡單的觀念框架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藝術創造力,沒有體現出作家對社會生活的發現。

另一位作家沙汀也麵臨著同樣的困惑,他的作品大多取材於四川農村生活,它們大部分收入《過渡》和《過渡集》這兩個短篇集中。在沙汀的早期作品中,農村的“基層幹部”和積極分子成為主要的表現對象。沙汀在描述上保持樸素的寫實風格,從表現對象日常生活入手,以簡練、冷靜的敘述來自然地展開故事。而1960年發表《你追我趕》,便轉而追求明朗熱烈的基調,著力去塑造“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新人形象。這一走向了虛浮和空洞的短篇,卻為當時的批評界所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