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汝清的《萬山紅遍》，是這個時期出現的另一部較好的作品。它寫的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支農民武裝堅持武裝鬥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故事。小說的藝術視野比較寬闊，在一定的程度上比較真實地展現了那個曆史時期的社會麵貌和革命戰爭發展的曆史趨勢。情節比較集中，結構比較完整。
此外，還應該提到李雲德的《沸騰的群山》。這部描寫解放初期東北地區某礦山在修複過程中的尖銳複雜鬥爭的長篇小說，1965年出版過第1部，這個時期出版了第2、3部。它真實地概括了建國初工業戰線階級鬥爭的形勢和特點，生動地刻畫了一批礦山的領導幹部和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老工人的形象。當時，這是一部在讀者中產生過較廣泛影響的作品。
姚雪垠的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第2部是本時期的一個重要收獲。它繼第一部之後，在廣闊的社會曆史背景上，以磅礴的氣勢和宏偉的畫麵，描繪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變被動為主動、從弱到強的發展壯大過程。作者通過各種藝術手段，把李自成和其他人物刻畫得鮮明、生動。小說在謀篇布局和語言運用上，總的說來都頗見匠心。作者曾被長期剝奪創作的權利，後被迫直接上書毛澤東同誌，才得以完成創作。
如果說姚雪垠的《李自成》第2部得來頗為不易，那麼張揚的《第二次握手》則顯得更為坎坷曲折了。這部描寫老一代科學家的事業、生活和愛情的小說，通過對3個人物之間的愛情糾葛及其各自獨特命運的描寫，展現了愛國科學家獻身新中國建設事業的崇高靈魂，控訴了舊中國的黑暗和資本主義的虛偽、殘暴，歌頌了黨和社會主義製度，歌頌了周總理，而這種思想內容對“文化大革命”來說，無疑是個勇敢的挑戰，因而它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作者重寫數次，每一次的書稿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會上秘密流傳。作者因此被投進監獄，受迫害達4年之久。
受到讀者歡迎的作品不能公開出版，就以手抄本形式秘密流傳，這是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出現的一種特殊文學現象。
這一時期短篇小說的創作也非常不景氣。1971年前後，發表在報刊上的短篇都是對語錄的理解，它們喪失了文學藝術的一切特點，盡說假話、大話、空話，為人民群眾所深惡痛絕。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如《機電局長的一天》（蔣子龍）、《山鷹展翅》（孫健忠）、《路標》（侯建冰）、《帶響的箭》（張登魁）等。這些作品不跟當時時髦的思潮隨波逐流，熱情地塑造了革命老幹部、深山老看山員、部隊指揮員和少年兒童的感人形象。在藝術水準上，同“文化大革命”前的短篇小說相比，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但在那個特定時期，卻有著積有意義。
《春潮急》和《萬山紅遍》這兩部長篇小說，是十年浩劫中多少可以填補這段空白的難得之作。
《春潮急》的作者克非（本名劉紹祥），1950年參加革命後，曾長期在四川省安縣、綿陽一帶做農村工作，和群眾一起開展過清匪、反霸、土改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寫過一些新聞報道和短篇小說。《春潮急》是他計劃中的長篇小說《必由之路》的第一部，於1956~1959年寫出初稿，1974年修改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圍繞著建立農業社過程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構思了他的長篇故事。但是，由於作者獨特的生活積累和獨特的語言及藝術表現方法，使得這部小說具有不同於同類題材的其他作品的鮮明特點。
首先，作品描寫了解放後貧苦農民由於天災、疾病等原因，遭受富農剝削的生活場景。如金毛牛（金本田）、豆腐幹麼嬸變相成為新、老富農重利盤剝的對象，孤立無援的青年寡婦徐元菊連同土地、弱子成為新暴發戶李春山攫取的目標，都寫得令人觸目驚心。此外，作品還以相當的篇幅，勾勒了富農和某些富裕中農高價出租耕牛、廉價收購竹子、開紙廠和放高利貸等種種剝削行為，令人讀後不覺充滿了對於土改後開始出現的階級分化現象的窒息感和痛苦感。
作品真實地描寫了這些生活場麵，深刻地表現了我國50年代初期農村生活的現實，同時，也更深刻地揭示了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走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作品中的金毛牛，力大無比，論力氣，論農活，都應該是土地的主人。但由於土改後接連受到冰雹、山洪、黃牛墜崖等意外事故的襲擊，他重新淪為富農徐鍋巴胡的雇工，在這條“螞蟥”的殘酷壓榨下，30多歲的壯年漢子變成了一個貧病交迫的潦倒人。
金毛牛的形象，是當代文學作品中不可多見的、在解放後仍然遭受到剝削的勞動者形象，是一個迫切等待新的“解放”的形象；這一形象，揭示了解放初期至合作化前夕我國農村部分存在著的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