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文革”記憶的作家，尚有從維熙、李國文、張弦等。李國文在“文革”後的主要作品有短篇《月食》，短篇係列《危樓記事》，長篇《冬天裏的春天》、《花園街五號》等。從維熙“文革”後的小說引起注意，很大程度上來源對監獄和勞改隊的狀況的題材的選取。從維熙的這一期間的大部分作品，都與受難的知識分子坎坷的生活道路有關。它們是《大牆下的紅玉蘭》、《第十個彈孔》、《燃燒的記憶》、《泥濘》、《遺落在海灘上的腳印》、《遠去的白帆》、《雪落黃河靜無聲》、《斷橋》、《風淚眼》等。其中有些小說，故事就發生在勞改隊和監獄大牆裏麵，再加上《大牆下的紅玉蘭》這樣的題目，因此，有人稱這類小說為“大牆內”小說，或“大牆文學”。從取材上說，讀者容易聯係起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島》等小說。但它們在視角、思想立場和審美意向上，卻大有不同。從維熙繼續了中國傳統戲曲、小說的曆史觀，即把曆史運動，看作是善惡、忠奸的政治力量之間的衝突、較量的過程。從而決定了從維熙的小說形態：人物被處理為某種道德的化身，著力刻畫的“正麵人物”；複雜的生活現象，被條理、清晰地化為兩種對立的道德之間的衝突，並以此構造小說的情節。比較而言，在涉及知識分子的苦難曆史這一主題上，他的紀實性回憶錄《走向混沌》則更應得到重視。作品以作家自己在1957年及以後幾年的遭遇為主線，內容多涉及當時北京文壇的狀況，而環境和人物的處理不再被抽象化、理念化，對“受難”知識分子自身也有了反思，由此提供了對當時情景的較為可信的陳述。
知青小說
在80年代，“知青文學”或“知青小說”是對一種文學現象的描述。當時的評論界較普遍的說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第二，作品的內容，主要有關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知青在後來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如他們返城以後的情況。與“傷痕文學”等一樣，“知青文學”專指某一類別的創作。“知青文學”在“文革”期間已經存在，但直到80年代才被提出，這就說明了它作為一種文學潮流出現的時間。另外，這裏並不特別強調“知青作家”的提法，是因為許多“知青”出身的作者，後來的寫作變化很大，難以一概而述。但作為一種文學創作的潮流，“知青文學”卻無可置疑地存在過。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寫作知青題材小說的作家有孔捷生、鄭義、葉辛、張承誌、梁曉聲、張抗抗、柯雲路、李銳、肖複興、史鐵生、張煒、韓少功、竹林等。
與50年代遭受挫折的“複出”作家的作品相似，知青文學也常帶有明顯的自傳色彩。所不同的是，50年代反右派運動的受難者，在“文革”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裏，在公眾心目和自我意識中，他們被當作“文化英雄”看待。而“知青”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生活意義，不論是自我評價，還是社會評價，都是可疑和模糊不清的。這樣的不同點就構成了推動知青那種持續不斷為一代人的青春立言的動力。比起“複出”作家來，通過個人命運以探究曆史，對曆史事件做出評判的創作動機，在知青作家的思想裏要較為淡薄，而對尋找“這一代人”失落了的青春和理想則更為他們所關心。另外，他們和50年代初的複出作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不同，多的是自我體察，少的是社會灌輸。這樣，知青小說創作在小說形態上和內在情緒上，有別於“複出”作家的創作。他們的作品中，有較多的惶惑，有較多的產生於尋求中的不安和焦慮。
由於“文革”後知青的曆史位置與現實處境的含糊不清，因而，知青的那段生活，便成為他們為確定現實位置而不斷挖掘、重新審察的對象。這種記憶的挖掘的方式和價值取向，既與時間有關，又和作家個人經曆的獨特性相連。因此，知青小說對於曆史的敘述，一開始就表現出體驗和闡釋的多向性。早期的知青小說，更著重於對“文革”悲劇的感傷的揭露和控訴：他們的青春、信念的被埋葬，心靈的受扭曲。在盧新華的《傷痕》，陳建功的《萱草的眼淚》，鄭義的《楓》，遇羅錦的《一個冬天的童話》，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竹林的《生活的路》，老鬼的《血色黃昏》等作品中，有對生活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和真誠信仰被愚弄的憤怒，和回首往事的悔恨和悲哀。隨後的一部分創作，則在視點、情感處理和敘述方法上出現了變化。這一變化，與“知青運動”事實上已結束有關，也與大批知青返城後的處境有關。城市對於這些人的態度是複雜的，但無論如何，它絕不是原先所企望的理想的“天堂”。城市既提供了開拓新生活道路的可能，也有事先沒有料到的推拒，還有上學、就業、住房、婚姻、人際關係等的困擾。即使具體生活問題得到解決，已破碎的生活信念、價值觀，也不一定能得到修複或重新被確立。在新的環境下，過去的生活將會在記憶中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