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這樣說，新寫實小說並不直接認同商業性的欲望化現實，相反，它對這個現實賦予個人生活的冷酷無情、見異思遷，總是保持一種傳統道德和美學的批判。但是，由於把對現實的關注局限於個人的“日常生活”，即有限的人情倫理，這使新寫實小說對現實的透視力非常有限，也相應地使它對現實的批判隻能停留於淺嚐輒止——它不能觸及到欲望化現實中個人自我異化的根本。
這種淺嚐輒止的批判，一方麵，為商業競爭中的弱者(尤其是女性弱者)代言，要求一種道德和情感的佑護和補償；另一方麵，又在根本上肯定競爭的合理性，把“成功”作為基本的價值尺度。這種現實態度，決定了新寫實小說與當前現實之間的“貌離神合”的聯係，而且也決定了它的寫作是對現實的平麵化、儀式化的敘述。
這種敘述的美學批判很大程度上歸結為通過戲劇化來美化現實。其突出特點是，當前複雜多變的人生被指認為情場與商場拚合的都市言情戲；也就是說，在同一平麵上的戲劇化構成了新寫實小說的基本敘事模式。
以上特點，在池莉的小說《來來往往》中，是表現得非常明顯的。對現實淺嚐輒止的批判和戲劇化的敘事模式，為新寫實小說提供了進入消費市場的基本前提。開發和運用這個前提，最終使新寫實小說成為一種欲望化寫作。
20世紀90年代，新生代小說與新寫實小說的同與異，構成了中國當代都市小說的基本色素。都市小說的本質，不在於它以都市生活為題材，而在於它對於都市的基礎和主體——市場化存在——的歸屬性。在根本上，這兩種小說都進行著對個人生活的市場化存在的迎合和諂媚。例如用一種仿詩意的筆調，不斷地把變亂而又冷漠的都市生活平麵化到按模式設計的多角情愛戲中，以其半是幽怨半是向往的敘事讓當代焦慮不堪的身心得到一夜夢的撫慰。小說的都市化寫作，使它喪失了文學對於生活的超越性和批判性距離，而徹底生活化了。
90年代詩歌
90年代後，詩歌創作活躍，湧現了許多作家。詩壇不斷更新詩人和詩歌理論。在當時的詩人中，以詩人西川、於堅、韓東、張曙光、陳東東最為突出。他們在繼續熱衷於“口語”做詩。並進行了理論和創作實踐的闡釋。“口語做詩”在理論上，要求用口語表達詩意。但是在創作實踐上，“口語寫作”卻使詩歌脫離了詩美。
即使用同一理論創作，不同詩人的詩歌也不盡相同，西部詩人的詩歌或者大氣，或者輕柔，或者安靜。例如：娜夜、馬非、楊梓等人。女性詩人的獨特體驗展示了詩歌語言風格的不同，自白式語言明顯比男詩人多。例如：藍藍、陳魚、魯西西、尹麗川等人的詩歌。而詩歌的智性化風格再次出現新的變化。總體來講，90年代後，詩歌風格趨向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又有其共同點。下麵就詩歌語言風格做幾點分析。
語言智性化
詩歌語言智性化，是指詩歌語言本身所具有的哲理化和理性思考。我國詩歌語言智性化由來已久。白話詩語言風格的智性化則是從我國詩歌的白話文才開始的。白話詩廢除了詩歌的格律和韻律，我國詩歌得到了一次語言大解放。但是，那時的詩歌盡管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就，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大體上來講隻注重語言的更新，而不考慮詩歌的審美要求，使得詩歌遠離了“詩味”，偏離了藝術軌道。早期的白話詩歌就是詩歌的散文化，這種文體對於衝破當時的形式束縛是有很大意義的。當時的白話詩或者反映現實，或者張揚理想，雖然在思想上過於單薄，缺乏形而上的思考，但是在引入哲理化情思上下足了工夫，使詩歌的“智性”成分加強。這就為後來的詩人進行哲學的探索提供了理論依據。
90年代，由於市場經濟的全麵發展，社會意識在各部門，各行業，各個領域也紛紛活躍起來。多元化文學帶來了引人注目的變化。90年代中期現實主義引發創作活力。一批中青年詩人，積極關注轉型期的熱點問題，以平民的意識去探索、思考改革中的問題，表現出了主人翁意識和參與精神。市場經濟引來的競爭意識影響了詩歌創作。都市規模的宏偉、社會消費的超前、金融意識的成熟、科技的發展等因素都影響了詩人的創作。因此，我們在現在的詩歌中總會看到諸如《國家》（王艾）《夜間禱告》（孫文波）《我在上海的失眠症深處》（陳東東）這一類表達這種因城市化而出現的困惑的詩歌。還有像《裘皮店》（韓作榮）《今天沒有空難》（匡滿）《送兒子到美國》（王家新）這一類真實再現生活的詩歌作品。可以說，這兩類詩歌是當今詩歌的兩個極端，其出現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思考存在於城市中的孤獨所發出的聲音。所用的語言則由平淡、溫和轉向晦澀、玄奧。
90年代末21世紀頭幾年，詩歌出現了一個低穀，所謂低穀並不是說寫詩歌的人少了，而是寫詩的人是增加了，主要的是讀者群體的減少，這意味著詩歌創作僅僅成了詩人個體的性情抒發，讀詩歌的創作群體也局限於詩人群體和學者。詩歌陷入孤獨，詩人陷入自我欣賞。詩歌的美應當是大眾哲學的美，而不是自我欣賞的美。而理性思考的加入使詩歌更富於了張力。詩人對世界的壓抑感受通過詩歌語言的表現，使詩歌語言本身變得晦澀難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