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順治中，時憲書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痛哭流涕來劾洋人湯若望的偏是漢人楊光先。直到康熙初，爭勝了，就教他做欽天監正去，則又叩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辭。不準辭，則又痛哭流涕地來做《不得已》，說道“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終於連閏月都算錯了，他大約以為好曆法專屬於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不得，也學不好的。但他竟論了大辟，可是沒有殺，放歸，死於途中了。湯若望入中國還在明崇禎初，其法終未見用，後來阮元論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統浸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辯論翻譯之勞，若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疇人傳》四十五）
現在流傳的古鏡們，出自塚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麵日用鏡，薄而且大，規撫漢製，也許是唐代的東西。那證據是：一、鏡鼻已多磨損；二、鏡麵的沙眼都用別的銅來補好了。當時在妝閣中，曾照唐人的額黃和眉綠，現在卻監禁在我的衣箱裏，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罷。
但銅鏡的供用，大約道光鹹豐時候還與玻璃鏡並行，至於窮鄉僻壤，也許至今還用著。我們那裏，則除了婚喪儀式之外，全被玻璃鏡驅遂了。然而也還有餘烈可尋，倘街頭遇見一位老翁，肩了長凳似的東西，上麵縛著一塊豬肝色石和一塊青色石，試佇聽他的叫喊就是“磨鏡，磨剪刀！”
宋鏡我沒有見過好的，什九並無藻飾，隻有店號或“正其衣冠”等類的迂銘詞，真是“世風日下”。但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麼做即違了祖宗，那麼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麼會做出好東西來。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為有許多嘮叨著“今不如古”的諸位先生們之故。現在情形還如此。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則楊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瀝陳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時候，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排斥玻璃鏡子的人。單知道鹹豐年間，汪曰楨先生卻在他的大著《湖雅》裏攻擊過的。他加以比較研究之後，終於決定還是銅鏡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說，照起麵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莫非那時的玻璃鏡當真壞到如此，還是因為他老先生又帶上了國粹眼鏡之故呢？我沒有見過古玻璃鏡。這一點終於猜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