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仿嚴羽高木秉的辦法，分宋詩為初盛中晚四期，每期的詩為一卷。第一卷選詩三十九家，一百十七首，其中近體九十六首。第二卷選詩十八家，二百三十九首，其中近體一百六十四首。第三卷選詩三十二家，二百十二首，其中近體一百八十六首。第四卷選詩四十家，一百二十二首，其中近體一百零二首。全書共選詩一百二十九家，六百九十首，其中近體五百四十八首，占百分之七十九強，可見本書重心所在。《自序》雲：
如近賢之祧唐宗宋，祈響徐仲車、薛浪語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無絲竹金革。焉得命為“律和聲”“八音克諧”哉！故本鄙見以錄宋詩，竊謂宋詩精華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開宗明義，便以近體為主。所謂“宋詩精華在此而不在彼”，可以就音律而言，也可以就宋詩全體而言。照前說，老人的意見似乎和傅玉露相近；傅氏為張景星等《宋詩百一鈔》（《宋詩別裁》）作序，有雲：“宮商協暢，何貴乎腐木濕鼓！”不過傅氏就宋詩論宋詩，老人卻要矯近賢之弊，用意各不相同罷了。
照後一說，便有可商榷處。從前翁方綱選宋人七律，以為宋人七律登峰造極。本書所錄七絕最多，七律次之；多選七律，也許與翁氏見解相同。多選七絕，卻是老人的創舉。他說過：
今人習於沈歸愚先生各別裁集之說，以為七言絕句必如王龍標、李供奉一路，方為正宗；以老杜絕句在盛唐為獨創一格，變體也。……沈歸愚墨守明人議論故耳。
（《石遺室詩話》，商務本，卷三，八頁。）老人此說，也有所本。近人是宋湘，老人已自言之（即在引文中，文繁，從略）。再遠還有葉燮，他在《原詩》中說：
杜七絕輪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十六七，學商隱者十三四。
又說：
宋人七絕，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
看了這些話，老人的多選七絕也就不足怪了。
可是若說宋詩精華專在近體，古體又怎樣呢？王士楨古詩選錄五古以選體為主，唐代隻收陳、李、韋、柳而不收杜，似乎還是明人見解。七古卻以為自杜以後，盡態極妍，蔚為大國，所收直到元代的虞集、吳淵穎為止。可是所選的詩似乎偏重妥帖敷愉一種，排者頗少。這是《宋詩鈔·序》所謂“近唐調”者。選宋人七古而求其“近唐調”，那麼，選也可，不選也可。但是宋人古體的長處似乎別有所在，所謂“妥帖”“排”，大概得之。五七古多如此，而七古尤然。這自然從杜韓出，但五言回旋之地太少，不及七言能盡其所長，所以七古比五古為勝。我們可以說這些詩都在散文化，或說“以文為詩”。不過詩的意義，似乎不該一成不變，當跟著作品的變化而漸漸擴展。“溫柔敦厚”固是詩，“沉著痛快”也是詩。《宋詩鈔》似乎隻選後一種，致為翁方綱所詆。他在《石洲詩話》中說，《宋詩鈔》所選古詩實足見宋詩真麵目，雖然不免有粗獷的。石遺老人論古詩，重在結想“高妙”（《詩話》十二頁）。本書所選，側重在立意新妙，合於所論。但工於形容，工於用事，工於組織，都是宋人古體詩長處，似乎也難抹煞不論。宋人近體自“江西派”以來，有意講求句律，也許較古體精進些；可是古體也能發揮光大，自辟門戶，若以精華專歸近體，似乎不是公平的議論。我想老人論古詩語，原依白石《詩說》立言，並非盱衡全局。至於選錄宋詩，原是偏主近體之音律諧暢者，以矯時賢之弊；古體篇幅太繁，若麵麵顧到，怕將成為龐然巨帙，所以隻從結想“高妙”者著手。序中“精華”雲雲，想是隻就近體說，一時興到，未及深思，便成歧義了。
本書分期，頗為妥帖自然。向來論宋詩的，已經約略有此界畫，老人不過水到渠成，代為拈出罷了。至於選錄標準，可於評點及圈點中見出。本書評點扼要，於標示宗旨和指導初學，都甚方便。大抵首重吐屬大方。此事關係修養，不盡在詩功深淺上。如評錢惟演《對竹思鶴》雲：“有身分，是第一流人語。”（一·一）陳與義《次韻樂文卿北園》雲：“五六濡染大筆，百讀不厭。”（三·一）蘇軾《和子由踏青》雲：“不甚高妙景物，名大家能寫得恰如分際，小名家則非雅事不肯落筆矣。”（二·二○）這都說的是胸襟廣闊，能見其大。又評黃魯直《宿舊彭澤懷陶令》雲：“古人命名，未嚐非用意有在。但專就名字上著筆，終近小巧。”（二·二三）《題竹石牧牛》雲：“用太白《獨漉篇》調甚妙，但須少加以理耳。”（二·二六）按此處語太簡略，其詳見《詩話》十七（一頁），以為如詩語“何其厚於竹而薄於石”，未免巧而傷理了。又評陳師道《妾薄命》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