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的美國《時代周刊》上有莫斯科通訊員赫賽一篇電訊，敘述本年蘇聯的寫作和出版情形，現在譯在這裏。
俄國文字還在參戰。雖在勝利的前夕，俄國還是寫一個字得當一件武器用；每個句子都得幫助打倒希特拉，幫助建設一個共產黨的俄國，使像這回的戰爭不會再有。
高爾基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是名句。在俄國作戰時，這句話非常真確。俄國作家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讀眾，這麼快的影響，這麼大的責任。勃利斯特來曾說近代俄國作品是“世界的良心”，也許說得過分；但這些作品確是俄國的良心無疑。
美國人要估量這些作品的價值，用平常的種種文學批評標準是不夠的，要緊的是戰事。像一個作家說的“沒有文學批評總比沒有勝利好些”。唯一合式的試驗是看作家們完成了他們的目的沒有。照作家協會的主席說，他們第一個目的是“敘述戰爭的真相”，第二是“探求蘇聯人的心魂”。
國營印刷事業蘇聯有無數印刷廠，最重要的是國營印刷廠組合。這個組合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有七個廠，在十六個共和國裏各有一個廠。
這個組合是一個宏大而自給的工業，印刷小說、詩集、譯本、小冊子、傳單以及政治、音樂、藝術、科學、農業的書。
這個組合統製著墨印和彩印事業。莫斯科的模範印刷所有二千個工人，列寧格勒的印刷廠每年出品相當於戰前的二億四千萬頁書。像這樣大的印刷廠，這個組合裏共有十四所。還有書店、書攤、珍本書店三千多所，遍布俄國各處。這個組合對於作家們是一個勢力，因為不經國營印刷廠的經理簽字，不能出書。
讀眾這兒對於讀物的需求確是非常之大，將來國營各印刷廠也許還不能滿足這種需求。政府一貫的舉行著“消除文盲”運動，收效極巨；一般人對於文學的胃口之大，在美國是難以想象的。
公開市場裏買書極難，所有初版重版書四分之三直接送到各圖書館，供眾閱覽。大批軍事政治領袖、作家、醫生、科學家、工程師，按月得到新書預告；這些人有權力標出自己所要的書，他們每月能夠買到一千盧布的書。選剩買剩的才到公開市場，幾點鍾也就賣光了。一本小說平均十個盧布，按官價合美金二元。
需求既然如此之大，差不多每本印出的書都能風行成為暢銷書。所以各國營印刷廠決定每一版書印若幹本，差不多可以隨意。決定的根據不在可以銷多少本，而在書的重要與有用的程度。
斯大林批評作家將書付印之前，必須經過自我批評和外人批評，這對於他的天才是個很好的試驗。他首先得跟國營印刷廠的編輯討論他的作品，那編輯或讚成或不讚成。其次便是將作品全部或一部讀給朋友們聽，他們常會不客氣的批評。又常常發表幾章在雜誌上，也可讓人批評。還可在作家協會開會時站起來讀幾段，聽人家的討論。
這部書稿然後送到黨中央委員會所屬的中央文化印刷事業管理處。這機關事實上指導著一切文化的與意識形態的寫作。斯大林說道：“印刷的文字是共產黨最銳利，最有力的武器。”書籍經過審查，再送回印刷廠，編輯簽了字，才付印。
這個程序有時還得加一項目。斯大林對於文學的興趣是很濃的。夜半後，作家也許得到他的電話，他祝賀作家的書，有時還精到的建議。有個女作家安那·安東諾夫斯卡耶寫了一本小說，叫做《偉大的摩拉威》，是關於斯大林的出生地喬治亞的，這書稿讓印刷廠擱置下來；後來斯大林打電話給她，向她說書寫得很好，並且補充了一些關於喬治亞的材料，這才付印。
戰時真象俄國作家說真話嗎？前晚上我聽到康士坦丁·西蒙諾夫公開表示蘇維埃作家對於真象的態度。西蒙諾夫二十九歲，得名極盛，是詩人、小說家、創作家、電影劇本作家、新聞記者、小冊子作家。他說：“流行的意見說人在戰爭中寫作關於那戰爭的小說或書，總不能充分客觀。”這種意見也對，也不對。
無疑的，在這戰時，作家要寫德國人，總隻當他們是燒毀我們家屋殺戮我們親丁的敵人。在大的更永久的意義裏，這樣辦有時也許是不客觀的。但這種不客觀卻與真象並不衝突。
德國人沒有燒我們的城市嗎？沒有殺我們的婦孺嗎？沒有絞死我們的人槍斃我們的人嗎？在這戰時，作家想寫這些，隻寫這些，難道不對嗎？
寫蘇維埃軍隊和俄國人民時，道理也一樣。在這戰時，愛國的作家總看到人民的堅忍、英勇、不怕死，而情動於中，也是十分自然的。人民心裏不用說還有別種感情，如想家，臨危而懼，還有身體疲勞，頹喪的思想；愛國的作家卻不大願意留心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