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標準”，有兩個意思。一是不自覺的，一是自覺的。不自覺的是我們接受的傳統的種種標準。我們應用這些標準衡量種種事物種種人，但是對這些標準本身並不懷疑，並不衡量，隻照樣接受下來，作為生活的方便。自覺的是我們修正了的傳統的種種標準，以及采用的外來的種種標準。
這種種自覺的標準，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大概多少經過我們的衡量；而這種衡量是配合著生活的需要的。本文隻稱不自覺的種種標準為“標準”，改稱種種自覺的標準為“尺度”，來顯示這兩者的分別。“標準”原也離不了尺度，但尺度似乎不像標準那樣固定；近來常說“放寬尺度”，既然可以“放寬”，就不是固定的了。這種“標準”和“尺度”的分別，在一個變得快的時代最容易覺得出：在道德方麵在學術方麵如此，在文學方麵也如此。
中國傳統的文學以詩文為正宗，大多數出於士大夫之手。
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著政權。做了官是大夫，沒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補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為一個封建集團，他們的利害是共同的。這個集團的傳統的文學標準，大概可用“儒雅風流”一語來代表。載道或言誌的文學以“儒雅”為標準，緣情與隱逸的文學以“風流”為標準。有的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表現這種情誌的是載道或言誌。這個得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抱負，得有“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涵養，得用“熔經鑄史”“含英咀華”的語言。這就是“儒雅”的標準。有的人縱情於醇酒婦人，或寄情於田園山水，表現這種種情誌的是緣情或隱逸之風。這個得有“妙賞”“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華”的語言。這就是“風流”的標準。（關於“風流”的解釋，用馮友蘭先生語，見《論風流》一文中。）在現階段看整個的傳統的文學，我們可以說“儒雅風流”是標準。但是看曆代文學的發展，中間還有許多變化。即如詩本是“言誌”的，陸機卻說“詩緣情而綺靡”。“言誌”其實就是“載道”，與“緣情”大不相同。陸機實在是用了新的尺度。
“詩言誌”這一個語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原也是一種尺度；後來得到公認而流傳，就成為一種標準。說陸機用了新的尺度，是對“詩言誌”那個舊尺度而言。這個新尺度後來也得到公認而流傳，成為又一種標準。又如南朝文學的求新，後來文學的複古，其實都是在變化；在變化的時候也都是用著新的尺度。固然這種新尺度大致隻伸縮於“儒雅”和“風流”兩種標準之間，但是每回伸縮的長短不同，疏密不同，各有各的特色。文學史的擴展從這種種尺度裏見出。
這種尺度表現在文論和選集裏，也就是表現在文學批評裏。中國的文學批評以各種形式出現。魏文帝的“論文”是在一般學術的批評的《典論》裏，陸機《文賦》也許可以說是獨立的文學批評的創始，他將文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來討論。此後有了選集，這裏麵分別體類，敘述源流，指點得失，都是批評的工作。又有了《文心雕龍》和《詩品》兩部批評專著。還有史書的文學傳論，別集的序跋和別集中的書信。這些都是比較有係統的文學批評，各有各的尺度。這些尺度有的依據著“儒雅”那個標準，結果就是複古的文學，有的依據著“風流”那個標準，結果就是標新的文學。但是所謂複古，其實也還是求變化求新異；韓愈提倡古文，卻主張務去陳言，戛戛獨造，是最顯著的例子。古文運動從獨造新語上最見出成績來。胡適之先生說文學革命都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是有道理的，因為這裏最容易見出改變了的尺度。現代語體文學是標新的，不是複古的，卻也可以說是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就從這語體上，分明的看出我們的新尺度。
這種語體文學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認，大部分是受了外國的影響，就是依據著種種外國的標準。但是我們的文學史中原也有這樣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學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這支流的一段，但這支流的淵源很古久，截取這一段來說是不正確的。漢以前我們的言和文比較接近，即使不能說是一致。從孔子“有教無類”起，教育漸漸開放給平民，受教育的漸漸多起來。這種受了教育的人也稱為“士”，可是跟從前貴族的士不同，這些隻是些“讀書人”。士的增多影響了語言和文體，話要說得明白，說得詳細，當時的著述是說話的紀錄，自然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