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特征的形成,是和這一代人生活、成長的時代直接相關的。如田仲濟先生在《中國抗戰文藝史》“緒論”裏所說,三四十年代的抗戰時期,“不但是一個民族的翻身與永劫的轉折點,也是整個人類邁進光明或黑暗的發軔期”,“這是最困苦的時代,也是最偉大的時代”,“人是時代舞台的主角”,“今天的文藝工作者應當肩負起他們的使命,為了拯救人類,為了拯救文化而貢獻出所有這一切。無論任何時代,文藝工作者從沒有一次擔負過像現在這樣值得尊敬的崇高的任務”(收《文集》第3卷)。正是這樣一個民族危難的大時代,使得每一個人首先麵臨的是一個如何堂堂正正做“人”的問題;而那個大時代做“人”,首先是對民族、國家、人類,對社會、時代、人民要有所承擔。我們在前麵談到田仲濟先生(實際也是他們那一代人)的文藝觀、學術觀中,對文藝、學術和時代、民族、人民的血肉聯係的強調,這其實也是他們自身做人的問題。因而對民族、人類、時代、人民的承擔,同時也是對自我生命的承擔,對文藝、學術的承擔:這是一種三位一體的承擔。正是這樣的有承擔的一代學人,創造出了有承擔的文藝和學術。我們講“真的人”,“真的雜文”,“真的學術”,講的就是這樣的有承擔的人,有承擔的文藝和學術。
我以為這是能夠概括這一代學人和他們的創作與學術的特點的。他們不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53是“為文藝而文藝”,“為學術而學術”,而是把文藝與學術作為他們對國家、民族、人類,對社會、時代、人民的一種承擔,因此,他們是懷抱著曆史的使命感去從事文藝與學術的創造的;同時,這也是他們內在“做人”的需要,文藝、學術的創造,對於他們,不是外在的職業性、技術性操作,而是內在於自己的生命的,因此,他們的文藝創作與學術是和他們的自我生命融為一體的。這兩大特點,就決定了他們的創作與學術,都充滿了來源於時代大生命和自我生命相融合的生命的魅力和活力,而且具有以大關懷、大悲憫為底蘊的人與學術的大氣象。———或許這就是這一代學人和學術的不可企及之處,最令我們這些後人懷想、警醒之處。
2007年8月28日—9月3日陸續寫成54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讀錢穀融先生我一直想寫錢穀融先生,不僅是因為錢先生是我所敬仰,接觸不多,卻特別感到親近的前輩學者;最主要的原因是,錢穀融先生是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裏獨特的,而又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巨大存在,不研究他,講現代文學學科研究傳統,就講不清楚,至少是不全麵的。因此,我的現代文學“學人研究”,錢穀融先生理所當然地要占有一個重要位置,是不可或缺的篇章。但真要研究起來,又遇到資料不足的困難,我已經沒有精力上圖書館查找,隻能靠自己的藏書。錢先生近年的著作記得都曾蒙寄贈,但又都散落在雜亂無章的書堆裏,翻箱倒櫃隻找出一本《閑齋書簡》,卻讓我讀得如癡如醉,浮想聯翩。於是欣然命筆:當然算不上嚴格的研究,隻是讀先生《書簡》而讀其人,其學。
在討論現代文學研究傳統時,我曾多次引用樊駿先生的一個論述:“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起點,於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現一個新型的文化學術群體”,他們“把自己在文化學術領域的專業工作,視為推動社會進步、民族解放的組成部分”,自覺地以學術研究“作為自己服務於國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學術觀點和政治傾向上,是進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學者和戰士的雙重身份”,因而他們的學術有著“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方麵的自覺性”。而“奠基於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為一門顯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總體上分明具有這個群體的顯著特征”,“參與這門學科奠基的學者,如李何林、唐、田仲濟(當然還有王瑤、賈植芳先生———引者注)等人,無論從走上學術道路的經曆,還是體現在研究成果中的學術風格來看,也都屬於這個群體”。而錢穀融先生顯樊駿:《論文學史家王瑤》,《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58—59。可參看收入本書的《樊駿參與建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傳統》一文的有關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