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倡導者
可憐我一生孤冷！
你看那鏡裏的名花，又成了泡影！
--鬱達夫第五章鬱達夫：孤寂者的漂泊鬱達夫寫過一篇動人的小說《一個人在途上》，敘述了他幾天的生活。其實，這小說的題目正好用來形容他那短短四十九年的一生。鬱達夫既是著名的文人，又是創造社的創辦人之一，他可以算是五四文學的代表人物。他那些自傳式小說，更是新文學運動收成中最早的一些果實，在當代讀者的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鬱達夫大多數的小說都隻描述了自己，因此他進一步確立了那個首先由蘇曼殊所始創的傳統：作家的作品應能反映他的性情，表達他的行為和生活作風。毫無疑問，鬱達夫確是這一方麵的倡導者。
雖然享有盛譽，鬱達夫卻把自己看成是人生旅途上的孤寂者。這個看法隻會導致悲劇收場，而結果也確是如此。他認為自己在一生中的每一個階段都受苦，所以也就不斷地去描寫這些苦難。在他的前半生裏，他經常過著動蕩的生活--或用他慣用的字眼，就是漂泊--由一所學校轉到了另一所學校，由一種工作換至另一種工作，由嗜書到嗜酒，朋友變成了敵人，由一個城市移居另一城市，由一日到另一日，一年到另一年。大約四十歲左右，當他終於決定安定下來時，他的痛苦全沒有了，同時他的創作衝動和作品的影響力也沒有了。在他生命旅途的末段，他身在日本占領下的蘇門答臘，更被迫完全放棄了文學生命和自己的身份。
然而，鬱達夫的一生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在五四文學運動的舞台上，他經曆了縱的曆史繼承和橫的地理圖域。
第五章鬱達夫：孤寂者的漂泊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從鬱達夫自傳寫成的傳記：童年時代(1896-1913)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從1934年12月到1935年4月，連載了鬱達夫自傳的片段。盡管這些片段並不完整，但其中卻包含了很多關於鬱達夫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寶貴資料。
根據這些資料，鬱達夫生於"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半"。鬱達夫：《悲劇的出生》，《人間世》17期(1934年12月5日)，第11頁。跟魯迅一樣，鬱達夫在浙江富陽的老家在他出生時已經破落。鬱達夫嬰孩時期，因為營養不足而長年生病，"家中上下，竟被一條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盡；到了我出生後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親也因此以病死。"同上。他守寡的母親每天都外出工作，兩位兄長又在遠處讀書，而他祖母則日夜"在動著那張沒有牙齒的扁嘴念佛念經"同上，第13頁。。"在我這孤獨的童年裏，日日和我在一處，有時候也講些故事給我聽，有時候也因我脾氣的古怪而和我鬧，可是結果終究是非常疼愛我的，卻是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同上。這有著一個可愛名字的翠花，比鬱達夫大十歲。
鬱達夫在回想童年生活時，總要提起那時候家境窮困。似乎鬱達夫覺得他的孤寂、敏感和多愁善感，是直接因他那受盡貧窮所折磨的童年生活環境而產生的。貧窮帶來了疾病，疾病終於引致父親的死亡。他守寡的母親必須承擔父親的工作，但她卻常常受到親戚的欺淩，田地被他們盜賣，租穀也給偷走，結果隻剩得年幼的鬱達夫獨個兒麵對外麵的世界。正如他自己在中年時候憶述的一樣，孩童時代的鬱達夫，因為慣於孤寂，更受到貧窮的壓迫，已經變得羞怯、膽小和孤僻了。
鬱達夫七歲進入私塾讀書。六年後，他轉往富陽一所新式小學堂。在全校學生中，鬱達夫是"身體年齡，都屬於最小的一個。"鬱達夫：《私塾與學堂》，《人間世》19期(1935年1月5日)，第29頁。念完一年級後，年底的學業成績平均在80分以上，可以跳過二年級，立刻升上三年級，這在當時的學校和家庭都引起了一場小風波。同上。在描述那裏的學校生活時，除了一小段有關他的同學學習英文文法之狂熱外，他並沒有多說他學了什麼東西。1909年他畢業了，當時他13歲，剛好進入青年時期。
跟著，鬱達夫由富陽乘船到杭州。這是他第一次的離家遠行。剛到達杭州後，他便很輕易地考進了杭州中等學堂。但他很快便把錢花光在上酒樓和遊覽上，隻好轉往嘉興一所收費較便宜的學校。他在那裏過了半年，很是孤寂，而且滿懷鄉愁，隻有借看書和寫詩來消愁解悶。當時，他受三本書的影響很大：一本是吳偉業(別字梅村，1606-1672)的詩集；另一本是由一位不知名作家所編寫的有關義和團的書；還有一本是《普天忠憤集》，鬱達夫：《水樣的春愁》，《人間世》20期(1935年1月20日)，第32頁。收集了很多甲午戰爭期間的奏章議論，詩詞賦頌等。他看完這些書後的感想，顯露出他的英雄抱負："我恨我出世得太遲了，前既不能見吳梅村那樣的詩人，和他去做個朋友；後又不曾躬奉著甲午庚子的兩次大難，去衝鋒陷陣地嚐一嚐打仗的滋味。"同上。
根據另一些資料，鬱達夫在小學時已讀過《四史》和唐詩；小學畢業那年的夏天，又讀了《紅樓夢》和《六才子書》。進了中學後，他首先接觸到的是兩部當時很流行的文言小說：《西湖佳話》和《花月痕》。鬱達夫：《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過去集》(上海，1931)，第5-6頁。由此可見，鬱達夫對文學的感性，大部分是從中國古典文學中培育出來的。除《紅樓夢》外，這幾部書都算不上一流的文學作品。然而，它們卻能令鬱達夫輕易學會怎樣去描寫那些本質上傳統但表麵是頹廢和衰落的背景中的傳統人物。
在嘉興旅居了大約半年後，鬱達夫回到杭州的第一中等學堂，其時約為1909年底到1910年初。麵對著那些從城市富家而來的紈袴子弟，還有他所憎惡的同性戀行為(郭沫若在中學時期也曾沉迷於此)，鬱達夫再次以書本和詩歌來逃避這一切。鬱達夫：《孤獨者》，《人間世》23期(1935年3月5日)，第33頁。他開始讀元清的雜劇傳奇，而且也寫了一些詩詞，投寄報館。
當他的詩詞作品越來越多地在報刊上發表時，鬱達夫深信自己的中文程度已超越了同學，再不需要和他們一起以普通的步伐學習。但由於科學在當時不受重視，他決定專心研習英文。他轉入了一所由美國長老會分會開辦的教會學校，同上，第34-35頁。但不久又對那些祈禱儀式感到厭惡，卷入了學生運動中。那些學生運動的方式大抵都是一樣的：首先，因為一些瑣碎的爭執，全體學生宣布罷課，跟著其中幾個"背叛者"變節，轉投校方，跟著是學校複課和幾個"強硬者"被開除。這次學生運動的導火線是一個廚子毆打了一名不信教的學生。鬱達夫則是其中的一個"強硬者"。結果，在入學後兩個月他就被開除了。但當時教會學校間的競爭很大，鬱達夫便被一所浸信會的學堂像義士般地迎了進去。鬱達夫：《大風圈外》，《人間世》26期(1935年4月20日)，第25頁。
但不久他又對於教會學校的教育意義感到失望。1911年初，他索性退學，在家中自修。他當時隻有十五歲，卻擬定了一個緊湊的學習時間表來律戒自己：早餐前讀一小時英文，早餐後到正午讀中國古典書籍，(主要是兩部唐宋詩集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下午讀科學著述，溫習完後便到野外散步。鬱達夫：《大風圈外》，《人間世》26期(1935年4月20日)，第27頁。
可是，鬱達夫的自傳並沒有提及他在這些年間(1911至1912年)在日記上寫的詩，其中一首是有著《西湖佳話》風格的敘述詩；鬱達夫：《創作回顧》，第6頁。他甚至寫過一些小說，幻想自己是多情的英雄，愛上鄰居兩位有貴族血統的富家女兒。憑借豐富的想像力，他將故鄉周圍的環境寫成了優美的田園詩篇。有些時候，他也會因一時衝動而將這些小說翻譯成簡單的英文。
為了關心那熾熱的時事，他訂閱了一份上海的報刊。當他看到廣州起義、四川保路工潮和最後在武昌爆發的革命時，他隻能將他的熱烈的興奮的感情宣泄在紙上。他很不耐煩地等待著革命來臨他的鄉城。"終於有一天隱寒的下午，從杭州有幾隻張著白旗的船到了，江邊上岸來了幾十個穿灰色製服、荷槍實彈的兵士。縣城裏的知縣，已於先一日逃走了……商會的巨頭，紳士中的幾個有聲望的……聯合起來出了一張告示，開了一次歡迎那幾位穿灰色製服的兵士的會。"鬱達夫：《大風圈外》，第28頁。這樣，革命就來了富陽，但年輕的鬱達夫卻不能參加："在書齋裏隻想去衝鋒陷陣，參加戰鬥，為眾舍身，為國效力的我這一個革命誌士，際遇著了這樣的機會，卻也終於沒有一點作為，隻呆在大風圈外，捏緊了空拳頭，滴了幾滴悲壯的旁觀者啞淚而已。"同上。
這些自傳所描述的主題似乎是有關一個"奇零人"，鬱達夫很喜歡屠格涅夫，尤其是他的《奇零人日記》(TheDiaryofASuperfluousMan)，他的悲劇是來自不為世用，並且不受人重視。鬱達夫認為他是被人生所遺棄了：首先是被父親所遺棄，因為他很早便去世了；跟著是被母親所遺棄，因為她時常不在家；再後是跟同學們合不來，因為他深惡他們的浮華行為；最後，他更被曆史所遺棄，這完全確立了他那"奇零人"的地位。當他感覺受到一切外物所排斥時，他便轉而凝視自己的內心去，以小說來解剖自己。
鬱達夫的自傳也是一份感情的記錄。他豐富的熱情和他感情用事的性格，一部分是他那敏感天性的自然發展，另外也是受到他學生時代所讀過的古典浪漫小說所影響。那時代，感情力量的覺醒似乎是成熟時期的普遍現象，但鬱達夫跟一些當代的人卻有點不同的地方：他中學時期並沒有讀過林紓所翻譯的外國小說。他在創作生活的回顧中，清楚表示了這一點，鬱達夫：《創作回顧》，第5頁。並說林紓的翻譯和"禮拜六派"的作品一樣，同是劣等和下品的。當時代在變化，而中國在急劇顛簸地推行洋務維新時，鬱達夫的思想始終是保守的。直到他身居日本時，他才開始顯出一些"洋化"的外表和接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
留學日本的生活和性苦悶(1914-1922)辛亥革命後兩年，在1913年9月，鬱達夫隨同長兄往日本。他的長兄由民國政府派往日本，考察當地的法政，伊藤虎丸：《年譜》，見伊藤虎丸、稻葉昭二、鈴木正夫編：《鬱達夫資料》(東京，1969)，第63頁。關於鬱達夫的這份編年譜和資料，初稿原載於《中國文學研究》1期(1961年4月)，第93-121頁。一直逗留到1914年的夏天，等鬱達夫考進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備班才回國。1914年的秋天，鬱達夫18歲，又猛然發覺自己隻身棲留異地。
跟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美國一樣，日本在本世紀的頭10年是中國學生的樂土。清廷在最後掙紮求存的"維新運動"中，每年選派數以百計的學生往日本，民國政府初期的情況也一樣。除了這些公費生外，還有更多的私費中國學生。他們大部分都是富家子弟，為了逃避國內的政治風暴而跑來日本的。日本政府為這些學生盡了一切的安排：日語速成班，政府生預備班(如鬱達夫所上的這一種)，甚至在一些學校為富家子弟開設較容易的特別課程。不少中國青年就是這時候在日本全麵地接觸到外國思想、習俗，還有日本女人。那些招徠中國顧客的賓館，通常是由窮苦家庭開設的，而年老的房東太太又多有個女兒。那裏還有很多的妓院、酒樓、茶館，為那些稍為遲熟的年輕人提供了無窮無盡的肉欲誘惑。中日兩國政府為這班年輕的中國知識精英製造了一個奇妙的世界。他們一方麵仍然為自己的新經驗所眩惑，另一方麵又開始為自己的未來仔細盤算。
日本有五所高等學校是設有中國政府的獎學金的；隻要那些中國學生被這些學校錄取，這些獎學金便會提供全部費用，其中的一所就是鬱達夫所考進、而且還在那裏認識了郭沫若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郭沫若：《論鬱達夫》，見他的《曆史人物》(上海，1947)，第174頁。學校課程分成三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醫科。鬱達夫最初是選修第一組的，但也許是由於兄長的勸告吧，他很快便轉入第三組。伊藤虎丸：《年譜》，第64頁。完成了第一年的預備課程後，他在1915年轉往名古屋第六高等學校，最初主修自然科學，但一年後又轉修人文學科。在完成了三年的中學教育後，鬱達夫考進了東京帝國大學的經濟係，1922年畢業。
鬱達夫在這重要時刻的生活，我們知道得不多。根據他自己的敘述，我們知道他與魯迅及其他人一樣，最初是被西方的科學所吸引了："我開始明白了近代科學--不問是形而上或是形而下--的偉大和湛深。"鬱達夫：《雪夜》，《宇宙風》卷1文集(1936年5月)，第520頁。但他的興趣很快便轉向西方文學去。他在名古屋讀中學時，看了超過1000部俄國、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的小說，鬱達夫：《創作回顧》，第7頁。相信全部都是日文譯本。就像1919年一樣，他寫了一些舊體詩，投寄報館；他也嚐試寫過一篇小說，內容是關於中國學生和日本女子的愛情故事。伊藤虎丸：《年譜》，第64頁。事實上，他念大學時的興趣越來越轉向文藝創作，其成果是一部由三篇小說合成的集子《沉淪》，在中國的新文壇帶來了一場風波。
由此可見，鬱達夫的後青春期是在日本的學校和西方的書本中度過的。根據埃裏克遜(ErikH。Erikson)心理學，自我認定和自我混淆的問題在這時候支配了整個性格的發展，這是一個停滯期，青年人為了要認定自己生命的作用，往往會憑借過去的經驗來摸索未來。埃裏克遜：《童年與社會》(紐約，1963)，第7章。鬱達夫之在三年內轉修主科三次，顯示出他自我混淆的程度是多嚴重。雖然他終於念完了經濟科，回國後也曾教過經濟學，但最後他主要的工作還是在文學方麵。在選擇職業時那麼混亂和經常轉變(在中國這本來是很平常的)，更顯示了他在這個過渡期的不安，亦在鬱達夫敏感的心靈上構成了困惑。
鬱達夫以"憂鬱症"一詞來形容他在日本時的心境："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所曆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鬱達夫：《懺餘獨白》，《懺餘集》(上海，1933)，第5頁。他指出這種"憂鬱症"乃是來自他惱亂的心靈的，而這惱亂是和"男女兩性間的種種牽引"及"中國在國際地位衰落所產生的恥辱"有關。鬱達夫：《雪夜》，第520-521頁。
由青年而長為成人的發展，"性"是精神和肉體自然發育的一部分。但在鬱達夫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性事方麵的醒覺是在外國與外國女子發生的。那裏的雜誌上半裸女優的照片，報紙上有關豔聞的大膽描寫，自然主義派作家的坦白暴露，以及在公共汽車和電車上所遇到無數的女學生同上，第521頁。--對於一個敏感的青年人來說，這些誘惑實在是太大了。
根據鬱達夫自己的敘述，他第一次性經驗是發生在1915年至1916年冬天的一個下午，他剛完成了在第六高等學校的第一個學期，學校的考試完了，天下著雪，他跳上了一部去東京的火車，喝了數小瓶米酒，在一個小車站下車："受了龜兒鴇母的一陣歡迎，選定了一個肥而高壯的花魁賣婦……於狂歌大飲之餘，我竟然把我的童貞破了。"翌日早晨醒來時，他極之懊悔："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遠誌，我的對國家的抱負的熱情，現在還有些什麼，還有些什麼呢？"鬱達夫：《雪夜》，第522頁。
我們應該怎樣去解釋鬱達夫對性事方麵時常抱有的這種過分自咎的心理？夏誌清指出："我們可以從那支配了他教育的儒家倫理學說去理解鬱達夫的自咎和懊悔心理。即使他隻是偶然地去追求愛情時，鬱達夫和他小說中的他我，也時常敏感地覺得自己未盡兒子、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夏誌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109頁。
這個解釋也可用來說明鬱達夫回到中國後對性事的態度。但另一方麵，我們卻可以說：即使是在儒學的範疇裏，士人去妓院消遣，也是很平常的。而且，不論是否在追求愛情，鬱達夫也時常會覺察到自己未盡兒子、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因此，他自咎感的根源，一定是和他在日本住過的經曆有關。
上麵提過，鬱達夫在日本留學時期的心理發展是屬於埃裏克遜學說中的自我混淆階段。當他在科學和人文學科二者中轉來轉去，以尋求一份可以作為他的專業時，他也將自己看成是身處於一個不同、而且歧視他的社會裏的中國人。"國民中的最大多數--大和民族，則老實不客氣，在態度上、言語上、舉動上，處處都直叫出來在說：'你們這些劣等民族，這國賊種，到我們這管理你們的大日本帝國來做什麼！'"鬱達夫：《雪夜》，第520頁。
這實在是嚴重的創傷：當他感到肉體上的性欲需求時，他嚐試找尋自我的形式，竟是與異族的異性發生肉體的接觸。對一個鄙視他的國家的美麗少女無法抗拒--尤其是在妓院中完全屈服於她們的誘惑時--這種感覺一定是鬱達夫所敏感到而又無法解決的心理困擾。因此，正如他的小說所描述的一樣：性、種族主義、愛國主義在他心底裏全都纏結在一起。
當這年輕的鬱達夫在肥大的日本妓女懷中醒過來時，他的感覺就正如《沉淪》中的主角在故事結尾時那顧影自憐、自言自語的感受一樣。他們借醉酒和腐敗行為來麻痹自己，但卻因為受到另一種打擊而清醒起來：他痛苦地覺察到自己是身處異地，孤獨淒涼的中國人。所以，鬱達夫在日本時期的愛國主義，純是屬於個人的和心理上的，而非如一些共產主義學者所說的是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曾華鵬、範伯群：《鬱達夫論》，《人民文學》91期(1957年5-6月)，第185頁。他對自己的國家感到悔咎，因為他對客居的國家產生了極大的矛盾心理。他被大和民族所"侮辱"，因而感到"絕望、悲悔、隱痛"，尤其是當他聽到那恥辱的字眼"支那"從"妙年少女的口裏被說出來"鬱達夫：《雪夜》，第520頁。的時候，但是，就正如酒徒一樣，他深深地愛上了外國的醇酒，而且在他的日本友人眼中，他已能真正地感受到日本的生活方式。伊藤虎丸：《沉淪論》，《中國文學研究》1期(1961)，第52頁。1922年他畢業考試合格而終於要離開日本時，這種矛盾的心境達到了最高峰。"十年久住的這海東的島國，把我那同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這異鄉的天地，我雖受了她的淩辱不少，我雖不願第二次使她來吻我的腳底，但是因為這厭惡的情太深了，到了將離的時候，我倒反而生起了一種不忍共她訣別的心來。"鬱達夫：《中途》，《過去集》，第92頁。
鬱達夫故意延期離開，以便重遊舊地，"再次去揩拭我的迭次失敗了的浪漫史(Romance)的血跡。"1922年7月20日，當輪船由神戶來到門司停泊時，他登岸去買了一份紀念品--並站在一間妓院的門前，"飽看了一回爛熟的肉體。"鬱達夫：《中途》，《過去集》，第98頁。他跟日本最後道別時說："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這裏來(他後來並沒有遵守這諾言)，但是，我受了故國的壓迫，不得不自殺的時候，最後浮上我的腦子來的，怕就是你這島國哩！AveJapan！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呢！"同上，第105頁。
在中國的漂泊(1922-1925)正當鬱達夫重返故國，踏足上海，預備投身於新近創辦的《創造季刊》之際，文學研究會的勢力正如日中天，創造社受到苛刻的批評，尤其是鬱達夫，更被稱為"肉欲描寫者"。伊藤虎丸：《年譜》，第67頁。此外，那時候支持《創造季刊》和郭沫若的泰東書局老板，又是以一種賜恩的慈善家態度對待他們，而雜誌的銷路也很令人沮喪：創刊號在兩三個月內，才僅僅銷去1500部。午夜裏，兩個悲憤的青年在上海的街道遊蕩："沫若"，達夫叫道，"我們去喝酒去！"郭沫若：《創造十年》，第134頁。
把手同行，他們從一間酒吧去到另一間酒吧，總共喝了超過30瓶酒。最後，爛醉如泥，兩個孤寂的黑影在外國租界的街道上踉蹌回家。坐有外國人的汽車在身旁飛馳而過。跟著，他們開始詛咒外國人和外國資本主義。突然，鬱達夫從人行道跑到馬路中心，舉手指向一部迎麵而來的汽車，大聲叫道："我要用手槍對付！"同上，第134-135頁。
在上海一個月的遊蕩和酗酒，很快便令他不名一文。他隻好接受郭沫若為他找到的工作：在安徽安慶一所法政學堂教授英文。在往安慶之前，他決定回到富陽的故居一行。為了路上的盤川，他押賣了結婚戒指。鬱達夫：《蔦蘿行》，見《蔦蘿集》(上海，1923)，第13頁。早在1920年他從日本回鄉度暑假時已經結了婚，和新娘子相敘了幾天，他又回到日本去。兩年後，這個倦遊的浪子回到家裏來了。
在日本受了八年流離屈辱之苦的鬱達夫，回家後發覺自己又跟母親產生不和。母親的古老思想激怒了他。很明顯，做母親的當然希望自己的兒子衣錦榮歸。但是，她兒子回來時隻帶著兩隻皮篋。他母親守寡多年，現在年紀大了，變得憤世嫉俗；而妻子卻被卷入那常有的婆媳糾紛，一方麵丈夫忽略了她，另一方麵婆婆又因她丈夫而討厭她。那一向溫順和服從的她，對於婆婆的責罵，也隻能強忍和暗自流淚。
也許是因為他讀了許多古典小說和詩歌，產生了一種敏感的緣故吧，鬱達夫對於舊社會中的受害者有著極深厚的同情。基於這份同情心，鬱達夫比他同期那一群叛逆者對於舊社會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們認為舊家庭製度全是罪惡的，因此，為了要大膽反抗，他們便和傳統的一切完全切斷關係。但是，鬱達夫卻因為他的妻子而跟舊社會糾纏在一起，她的絕望和溫順令他湧出了一股熱情。他帶了她一起到安慶，在那裏生下了第一個兒子：幾天團聚種下的"煩惱的種子"同上，第17頁。。在她懷孕的月份裏，脾氣暴躁的鬱達夫總將在學校受到一切積聚的失望和憤怒之情，一一向她發泄。多次的吵鬧，兩夫妻灑盡不少的眼淚。最後，她甚至企圖自殺。1922年的冬天，鬱達夫的心情最為低落。他想過去蘇聯當勞工，也曾在長江邊上徘徊，想過自殺。同上，第192-193頁。
雖然在家裏是那麼的失意，但鬱達夫的事業卻蒸蒸日上。這時候，創造社的勢力達到了頂點，同時還出版了兩份新刊物：《創造周報》和《創造日》。1923年，他由安慶移家上海。同年9月，他接受了北京大學的邀請，接替一位統計學教授之職。10月北上的途中，他寫了4封信。在最後的一封信中，他考慮著自己的前途："究竟還是上北京作流氓去呢？還是到故鄉家裏去做隱士？"鬱達夫：《海上通訊》，《過去集》，第207頁。他應該隨波逐流，在那罪惡和黑暗的社會中追求金錢名譽，還是和這個社會完全斷絕，潔身自愛？他在1923年底所提出的這個問題和答案，預言了他未來的生活："名義上，自然是隱士好聽。實際上，終究是漂流有趣。"同上，第207-208頁。結果，他漂流往北京去了。
可是，鬱達夫在北京的生活並不愉快。在一封1924年3月7日寄給郭沫若的信中，他說到自己在北京並不快樂和滿足。他說他和郭沫若"與藝術離異過"，不過是因為"恢複了原來的孤獨"鬱達夫：《北國的微音》，《過去集》，第266頁。才回到它那邊去。他渴望能夠不用再教書，回到上海，好等可以回浙江去"實行我的鄉居的宿願。"同上，第227頁。這個遊子已經疲倦了，渴望過隱士的生活。
雖然他希望能在6月間回到上海，但很明顯這願望不可能實現。1925年，他受聘往武昌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任教。在武昌，正如在安慶一樣，他又被卷入了學校政治中。半年後他離職，又再次陷入極度苦悶中。"我從事寫作以來，我從沒有嚐試過如今年那麼惡劣的心境。今年我感覺到很多的幻滅，起了很多的疑團，我恐怕我的創作能力會永遠消失。"鬱達夫：《創造回顧》，第9頁。"今年我沒有看書，沒有寫作……隨意的飲酒和遊蕩，結果今年冬天害了一場大病。"鬱達夫：《雞肋集》序言(上海，1928)，第4頁。他從武昌回到上海，從上海回到富陽，自己卻變成一個疲乏不堪、渴望得到大自然的寧靜來養病的浪子。在享受著這暫時的隱士生活時，一班年輕的創造社員漸漸地控製了創造社。他們開始刊行一份新雜誌《洪水》，還在1926年4月1日，創立了新的創造社出版部。雖然鬱達夫是在三年後才正式脫離創造社的，但這時候，他已經隻不過是社中的一名過氣的老將罷了。
從日記寫成的傳記：酒和創造社(1926-1927)1926年3月18日，郭沫若、鬱達夫和王獨清一起登船，由上海到廣州--那時候的革命搖籃--會合了成仿吾，在廣州大學講學。這班老社員的南行，標示了創造社第一個階段的結束和第二個階段的開始。雖然鬱達夫曾一度當過《洪水》和新辦的《創造月刊》的正式編輯，但他的心誌已非全屬於創造社，而是為一些較私人性的事情所占有了。
在廣州時，鬱達夫間斷地寫了一連串的日記，在1933年編成《日記九種》出版了9段日記，所記的是由1926年11月至1927年7月間的一段日子；稍後再出版的另外9種日記，則零星地記錄了鬱達夫在1932年10月、11月和1934年至1936年間的生活。
日記開始於1926年11月3日。那時候，鬱達夫的心情極差。那年的6月初，他兒子死了。鬱達夫：《日記九種》(上海，1933)，第1頁。日記一開始便寫著："啊啊，兒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搶了，最後連我頂愛的這幾箱書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曉得這世上真的有沒有天理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餘味，我想哭，我想詛咒，我想殺人。"同上，第2頁。他的薪俸被"那些政客"扣起了，他幾箱深愛的書，原本是交由大學保管的，但卻散失了不少。"我這一回真悔來此，真悔來這一個百越文身的蠻地。"同上。這個混亂和躁動的革命策源地，僅能勉強維係著國民黨和共產黨不穩定的聯盟，但對於個性敏感的鬱達夫，這實在是太難接受了。郭沫若在到達廣州後4個月的7月便參加了北伐，而鬱達夫卻隻是沉迷於飲酒。在廣州的兩部日記記錄了他怎樣的酗酒，然後決定戒酒，而最後又無可避免地再沉迷於酗酒中。正如塞繆爾·約翰遜(SamuelJohnson)那至死不變的惰性一樣，鬱達夫晚年在蘇門答臘時，仍保持了這酗酒的習慣。且看幾個例子："十一月八日：洗了一回澡，明天起，要緊張些才好，近兩三年來實在太頹喪了，可憐，可惜。(第6頁)十一月十一日：喝了一杯酒，……今天是倦了，倦極了。打算從明天起，再發憤用功。(第7頁)十一月十五日：老了，太老了，我的心裏，竟比中國的六十餘歲的老人，還要幹枯寂寞。(第10頁)十一月二十日：洗了一身澡，換了一身衣服，打算從今天起，再振作一番，過去的一個禮拜，實在太頹廢，太不成話了。(第13頁)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在大鍾樓聚餐，因為多喝了幾杯酒，覺得很頭痛。(第17頁)十二月三日：晚上又有許多年青的學生及慕我者，設餞筵席於市上……我一人喝酒獨多，醉了。(第26-27頁)十二月七日：午後三十後，到會場去。男女的集攏來為我做三十生辰的，共有二十多人，總算是一時的盛會，酒又喝醉了。(第31頁)十二月十四日：晚上請獨清及另外的兩位少年吃夜飯，醉到八分。此番上上海後，當戒去煙酒，努力奮鬥一番，事之成敗，當看我今後立誌之堅不堅。我不屑與俗人爭。我尤不屑與今之所謂政治家爭。百年之後，容有知我者。今後當努力創作耳。"(第35頁)這些日記那種直率和毫不修飾地文字，確能表現出他酗酒的習性。盡管鬱達夫當時也許有出版這些日記的意思，但直率的寫法顯示出他從沒有把這些日記加以修訂。鬱達夫本人把日記看成文學的其中一個類別，十分重視。見他在《奇零集》(上海，1930)中的文章：《日記文學》，第113-123頁；以及另一篇文章：《再談日記》，見《鬱達夫日記》(香港，1961)，第9-14頁。
鬱達夫的日記明顯地反映出他生活方式和性格中的主要特征：情緒不穩定，過分沉迷於一些習性，可最重要的是他對生命極為敏感，他認為自己是生存於一個與理想脫節的時代。這樣的性格和人生觀，其實最不適宜於處理創造社的行政事務，但這卻正是其他老社員要求他做的事。他被派往上海去清理由那些爭權奪利的"小夥計"在創造社出版部攪出來的一團糟。
1926年12月15日，鬱達夫從廣州出發，12月27日到達上海。1927年1月1日，他在日記上寫著："今天是一九二七年的元日，我很想從今日起，努力於新的創造，再來一次創世紀裏的耶和華的工作。"鬱達夫：《日記九種》，第18頁。驟眼看來，我們一定會以為他是在指重組創造社的事。跟著他又寫道："幾日來因為放縱太過，頭腦老是昏迷。"同上，第19頁。當我們繼續讀下去時，我們發現他除了時常喝酒外，也經常跟那些"小夥計"談話和檢查帳目。這隻會令他"心裏更是憂鬱，更覺得中國人的根性的卑劣。"同上，第53頁。
他自稱終於能"掃除社中的社，並將創造社一切資產交托給成仿吾的一位親戚。"鬱達夫：《對社會的態度》，《北新半月刊》2卷第19期，第43頁。但從日記看來，他在處理創造社的事務時是那麼的感情用事，我們不能確定他能否獨立處理一切。事實上，自從他在《洪水》發表了兩篇引起爭論的文章後，創造社的老社員之間便出現了不和的現象。《廣州事情》，《洪水》3卷第25期(1927年1月)；《在方向轉換的途中》，《洪水》3卷第29期(1927年4月)。那兩篇文章都是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的，而其中的第一篇也同時激怒了郭沫若和成仿吾。當時郭沫若是國民黨北伐軍的政治委員，成仿吾則在《洪水》上發表評論，他們二人都寫了一些言辭激烈的信去責備鬱達夫，說他不應在北伐軍推往孫傳芳控製的江蘇地區時寫出這樣的文章。鬱達夫在日記上寫著："接到了郭沫若的一封信……責備我傾向太壞的，我怕他要為右派所籠絡了。將來我們兩人，或要分道而馳的。"鬱達夫：《日記九種》，第93頁。"接仿吾來信，說沫若有信去給他，罵我做的《洪水》二十五期上的那篇《廣州事情》。沫若為地位關係，所以不得不附和蔣介石……我看了此信，並仿吾一篇短評……心裏很不快活。我覺得這時候，是應該代表民眾說話的時候，不是附和軍閥官僚或新軍閥新官僚爭權奪勢的時候。"同上，第122頁。
鬱達夫這些"不合時宜"的文章及思想，戲劇性地說明了他那時期的思想及政治態度混亂。雖然後來的共產主義學者更進一步以這件事來證明鬱達夫對左翼的真誠，曾華鵬、範伯群：《鬱達夫論》，第196頁。但在1927年，鬱達夫所做到的其實隻是激怒成仿吾，窘倒郭沫若。三人回到廣州時，剛好碰上了蔣介石在廣州突然發動的政變(3月20日)。鬱達夫的第二篇文章《在方向轉換的途中》，則是寫在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屠殺共產黨員的前四日。他在4月12日的日記上寫著："東天未明，就聽到槍聲四起，……午後出去訪友人，談及此番的高壓政策，大家都隻敢怒而不敢名。"鬱達夫：《日記九種》，第162頁。十日後，他又寫著："回來時買了一份外國報紙來讀。蔣介石與左派分裂，在南京建立起他個人的政府……可恨的右派，他們令國民革命半途而廢。從此我要奮鬥，為國家而奮鬥，我再不會自甘墮落的了。"鬱達夫：《日記九種》，第171頁。
雖然這些個人的想法在當時並沒有刊印出來，但鬱達夫所發表的兩篇文章中的激情，已足以觸怒上海的國民黨政府，當時便有謠傳上海政府將會查封創造社。早在1月時，鬱達夫已聽到有關鎮壓的消息。當時，他和徐誌摩很要好，因此他托了徐誌摩把一封信交給丁文江，而丁文江在當時跟孫傳芳在上海的總指揮部是較接近的。1月18日，徐誌摩告訴鬱達夫拘捕名單中有150人，同上，第59頁。但這警告實在是來得太早了。
5月底，鬱達夫在一份日本雜誌《文藝戰線》(BungeiSensen)上發表了一篇更直言的文章，惹來了更大的威脅，他去杭州隱蔽了一個月。7月時，軍部的一位巡官來到創造社辦事處，大抵是要拘捕一些社員。但當時鬱達夫並不在那裏，而那班年輕社員也全跑了。成仿吾不久便趕來上海，再嚴斥鬱達夫引致創造社受到破壞及威脅。鬱達夫：《對於社會的態度》，第44頁。1927年8月15日，鬱達夫在上海兩份最主要的報章--《申報》和《民國日報》--刊登啟事，跟創造社完全脫離關係。
鬱達夫和王映霞：(1927至1935)鬱達夫1927年後的日記--和他的生活--完全是被王映霞一個人所支配了。但直到現在，還沒有一位認真研究鬱達夫的學者好好地討論過這位女士。可是鬱達夫將他第一冊全集題獻給她，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與她的名字一起垂於後世。鬱達夫：《寒灰集》(上海，1931)，第11頁。
王映霞生於杭州。杭州的美女和美景是出名的。根據不同人士的描述，王映霞的確長得很美麗，是出名的美人。她還在女子中學讀書時便已贏得"杭州小姐"的稱號，後來在社交圈子裏，更被譽為杭州四大美人之冠。劉心皇：《鬱達夫與王映霞》(台北，1962)，第24-25頁。她那清晰的雙眸，稍大而性感的雙唇，白皙的皮膚以及文雅的舉止和談吐，更深得友儕的稱頌。同上，第22頁。
1926年下半年，北伐軍終於來到浙江，跟孫傳芳的軍隊正式交戰起來。為了逃避戰亂，王映霞來到上海，隨著孫百剛夫婦一起逃入租界避亂。孫百剛是她通家世好，居住於上海，本身也是個薄有名氣的文人。他時常到內山書店看書。1927年1月初，孫百剛在內山書店碰上老朋友鬱達夫。孫百剛：《鬱達夫與王映霞》(香港，1962)，第16頁。幾日後(1月14日)，鬱達夫渴望地寫著："就上法租界尚賢裏一位同鄉孫君那裏去。在那裏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的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鬱達夫：《日記九種》，第56頁。數日後又寫道："中午我請客，請他們痛飲了一場，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愛的映霞，我在這裏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裏憶我？"孫百剛，第28頁。
就是這樣，一段名士美人的戀愛開始了。可是，這浪漫的詩篇卻有著美中不足。雖然王映霞仍然相當漂亮，但也快30歲了；而31歲的鬱達夫結了婚；況且，1927年的上海也絕不是理想的談情說愛之地。此外，他們可不是雙方都是一見鍾情的：雖然我們沒有任何資料可以知道王映霞最初的反應，但相信不一定很好。她知道鬱達夫已經結了婚，就是孫百剛自己對於鬱達夫那不穩定的情緒也感到詫異。經過了多次造訪後，鬱達夫終於將他對王映霞之感情在醉後以日本語告訴孫百剛，當孫百剛的太太轉達給王映霞後，她對於鬱達夫這份熱情，隻有簡單的表示：
"我看他可憐。"同上。
我們應該從鬱達夫的情緒方麵去看他對王映霞的迷戀。從他的日記看來，我們知道他那時還沒有擺脫他在廣州時的消沉，他的生活方式仍是一樣：酗酒、跟著是懊悔、下定決心而最後又不能痛改前非。他和王映霞的事情，在開始時隻進一步加強這模式。她些微的關懷會令他欣喜若狂，但當她遲疑和拒絕時又會令他陷入痛苦，然後又無可避免地再次狂熱。且看一些摘錄：一月十六日：在酒席上，……王女士待我特別殷勤。……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愛，那麼恐怕此後的創作力更要強些。啊，人生是值得的，還是可以得到一點意義的。(第58頁)一月二十日：啊啊！我真快樂，我真希望這一回的戀愛能夠成功。(第63頁)二月九日：我馬上寫了一封回信，述說了一遍我的失望和悲哀，也和她長別了。(第89頁)二月十一日：今晚上打算再出去大醉一場，就從此斷絕了煙，斷絕了酒，如蛇如蠍的婦人們。(第91頁)二月十六日：今日喝酒過多，身體不爽。真正的戒酒，自今日始。(第97頁)二月二十八日：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醜惡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淨化了。(第111頁)三月三日：映霞若能允我所請，照我的計劃做去，我想我的生活，從明天起，又再起一個重大的變化。真正的LaVitaNuova，恐怕要自明天開始呢！我打算從明天起，於兩個月內，把但丁的"新生"譯出來，好做我和映霞結合紀念。(第117頁)三月五日：她已誓說愛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愛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第119頁)三月七日：今天是她應允我Kiss的第一日。(第120頁)三月八日：從今天起，我要戒酒戒煙，努力於我的工作了。(第121頁)三月三十一日：八時起床，又有不潔的思想。過去一個月來要努力和工作的決定又完全推翻了。今天我要……喝少許酒，再來一次加強我生命的弱點。由明天起，我要開始一新的生活。Ah，Tomorrow，theHopelessTomorrow！(啊，明天，絕望的明天)(第121頁)他寫著這些日記的時候，同時還牽涉在創造社的內部鬥爭中。他也有看書、寫作和訪友；他穿過鐵網，聽到槍聲；但他整個生活越來越與王映霞纏繞在一起。所有其他的行事都屬於外麵的、是他生活的外圍圈子，而王映霞則深入了他生活的中心。他那首先立下決心，然後又故態複萌的式樣，雖然跟在廣州時一樣，但卻包含了更多的內心鬥爭。他首次抓到實在的東西--她那"豐肥的體質和澄美的瞳神"鬱達夫：《日記九種》，第109頁。。他自己從"沉淪"時代便追求的愛情幻想現在成為事實了。五年前("沉淪"是寫於1921年的)，他曾經說過："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隻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裏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而來的愛情！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鬱達夫：《沉淪及其他》(上海，1947)，第16-17頁。
但王映霞對鬱達夫的感情之進展和變化則較難知道。由於她從沒有寫過關於那時候的東西(除了她後來寄給香港一份雜誌的編輯一些很長的攻擊信外；這些信主要是說整個愛情故事隻是一個老狐狸在誘騙無知少女)，我們隻能作一些推測。也許她真的有些可憐他，但亦可能有些虛榮心存在著：由於一念憐憫，她和一個著名的作家來往。她自己一向有著美名，她的家族在杭州也很有聲望，可見在當地的社交場合裏，她一定是很活躍的了。此外，她祖父是個很有名氣的舊詩人；家庭教育會令她對一些有才華的文人發生興趣。鬱達夫自己的舊體詩也寫得不錯鬱達夫的舊體詩，見劉心皇編：《鬱達夫詩詞彙編》(台北，1970)。(他在婚後曾為她寫了一組舊體詩)。總之，王映霞對鬱達夫之所謂"愛"，很可能是包含著少許的虛榮心和征服欲在內的。
根據鬱達夫的日記，我們知道王映霞是在3月5日訴說愛他，而在3月7日，她首次應允和他接吻，那是他們首次見麵後的兩個月，跟著便有了更多的肉體接觸。3月14日，鬱達夫往杭州拜訪王家；第二天，他見到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很明顯，二人很是投契。鬱達夫：《日記九種》，第164-165頁。6月5日，鬱達夫和王映霞舉行訂婚儀式，邀請了40多位賓客，鬱達夫在他的日記上寫道："和映霞的事情，今夜完了，以後就是如何處置荃君(他的第一位妻子)的問題了。"同上，第207頁。孫百剛說鬱達夫和王映霞在1927年的夏秋間同居了一段時期。1928年2月，孫百剛接到他們二人的"晚飯"請柬--於2月21日在東京一所飯店舉行。孫百剛：《鬱達夫與王映霞》，第33-34頁。照道理，他們不會跑到東京去舉行結婚儀式。惟一的解釋就是鬱達夫不能--也沒有和他第一位妻子正式離婚，因此便不能再舉行結婚儀式。但是，當時一般人都把他們看成一對結了婚的夫婦了。
婚後，他們回到上海，王映霞很快便有了身孕，後來還生下了一個男孩。在這段短時間裏，鬱達夫過著很正常的生活。王映霞對鬱達夫的影響，就正如他自己在1927年8月1日在第2冊全集的序中所寫的一樣：一九二六年底回到上海，無聊地過了半年，見到了軍閥更多的惡毒陰謀，也嚐到被朋友至親出賣的痛苦。我本來會沉淪到底的了：或去做和尚，或投河自盡。但就在這時，我得到一些新的外力的幫助，拯救了我整個靈魂和肉體。對於這助力的感激，我將不用筆墨來記錄，而是要以我日後生活的行動來表揚。……總之，我已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現在似乎已找到了一條通去光明之路了。鬱達夫：《雞肋集》，第5頁。當然，王映霞並沒有將鬱達夫完全改變成一個住家男人，但她卻成功地減輕了他那種孤寂憂鬱和自甘墮落的性格，同時也加強了他個性和生活方式中較傳統的一麵。
1928至1930年間，可以看作鬱達夫1926-1927年間"左"傾時期的餘暉。此後，他漸漸地退出左派政治，返回較傳統的社會。離開了創造社後，他在1928年和魯迅擔任《奔流》的編輯，而自己也創辦了《大眾文藝》。1929年，他跟魯迅、蔡元培、宋慶齡等一起發動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0年，他應邀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曾華鵬、範伯群：《鬱達夫論》，第196頁。
1930年5月，鬱達夫的姻祖父王二南先生去世，鬱達夫為了紀念他，特地為他寫了一篇傳記文字。他回想道："不過相識以後……和先生時時對酒談詩書，一頓飯，總要吃盡三四個鍾頭；有時夜半起來，挑燈，喝酒，翻書，談古今，往往會癡坐到天亮。"鬱達夫：《王二南先生傳》，見《達夫散文集》(台北，重印，1965)，第184頁。在末段他更說："我少年時期的那一種厭世偏向的漸漸減去，所受的也是先生的感化。"同上，第193頁。
王二南先生和王映霞絕對沒有能夠令鬱達夫變得樂觀，他們隻能給鬱達夫的生活和個性灌輸了君子的一種樂天知命。從1932年至1935年間的日記和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這種生活方式漸漸出現。1930年10月，鬱達夫再遷往杭州，療治肺病。由10月6日到13日，他住在一所離西湖不遠的旅館。跟著，他又遷往"西湖旅店"居住。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他讀了尼采(Nietzsche)和屠格涅夫(《奇零人日記》)的作品，又翻譯了盧梭(Rousseau)的《向導者》。《鬱達夫日記》，第208、215頁。但更多時候，他獨個兒或和朋友出去遊覽，又作了一些舊體詩和給王映霞寫信，敘述他的經曆。當然，他還時常喝酒。
鬱達夫寫過不少遊記。這些遊記寫得很仔細，抓住了風景的細處來描寫。在這類作品中，較出名的就是收在他日記中的《西遊日錄》，敘述了一班由浙江省政府資助的品評家如林語堂、胡秋原和潘光旦等人的遊覽，他們常常讚歎大自然的風光。他另外的一部書，在1934年出版的《屐痕處處》，主要也是收錄了些旅遊的記錄和日記，一位文學史家說：它"跟古代的山水遊記很相似"夏誌清：《現代中國小說史》，第110頁。。另外的一部作品《閑書》，1936年出版，收入了1933年至1934年間寫的文章，也顯出了中年人平靜的心緒以及在欣賞藝術和詩歌時得到的喜悅。舉例說，當中有稱頌北方秋天迷人景色的文章，也有歌頌南方的冬天的文章，另外還有些關於詩歌、福建風俗的文章，以及一組寫來"悅霞"的詩。
鬱達夫和王映霞的婚後生活，顯示出他生活的"隱士"部分占了優勢，有異於他前些時所過的那種漂泊的"浪子"生活。他甚至為自己找了一塊葬地。鬱達夫：《記風雨茅廬》，見《閑書》(上海，1936)，第60頁。1933年春後，鬱氏夫婦決定在杭州定居。得到當地友人的幫助，而主要是由王映霞策劃，他們開始在城東建造住宅。鬱達夫：《移家瑣記》，見《斷殘集》(上海，1933)，第204頁。鬱達夫原意是要建造一所簡陋的茅廬，以作道家隱士式的居所，但在1935年新居落成後，卻是兩座新式的建築物，鬱達夫把前麵一座朝南的高樓叫"風雨茅廬"，而另一幢叫"夕陽樓"--名字聽來很古雅，與實物不配合，但卻能象征式地滿足了鬱達夫這時期的生活，現在他是個遠離人群，遠離社會和政治的隱士了。另一方麵，不知他自覺與否，他的創作生活也如夕陽般西沉下去，他實際上是走到了他生命的終段。1930年以後，他的作品已再不像以前那麼暢銷孫百剛：《鬱達夫與王映霞》，第52頁。，他也退出了"左聯"，就正如他告訴杭州一位報章記者一樣："可是共產黨方麵對我很不滿意，說我的作品是個人主義的。這話我是承認的，因為我是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當然是負不了……後來，共產黨方麵要派我去做實際工作，我對他們說，分傳單這一類的事，我是不能做的，於是他們就對我更不滿意起來了。於是我就把鬱達夫這個名字從左聯名單上除下來。"許雪雪：《鬱達夫先生訪問記》，見姚乃麟編：《中國文學家傳記》(上海，1937)，第44-45頁。
他不單脫離了左派文藝的舞台，而且從1934年開始，他主要為林語堂的雜誌寫文章。1936至1937年，他擔任《論語》的編輯。《論語》是林語堂最成功的刊物之一，它除了政治外，天地間事無所不談。
旅途的終結(1936-1945)"風雨茅廬"的建成，在鬱達夫的一生中意義重大。整幢建築物就象征了他生命中段的紀念碑。他在一篇名為《住所的話》的文章中說："從前很喜歡旅行，並且特別喜歡向沒有火車飛機輪船等近代交通利器的偏僻地方去旅行……到了地曠人稀的地方，你更可以高歌低唱，袒裼裸裎，把社會上的虛偽的禮節，謹嚴的態度，一齊洗去……這一種好遊旅，喜漂泊的性情，近年來漸漸地減了。"鬱達夫：《閑書》，第53-54頁。在讀過六七千部中、英、日、德、法的書籍後，他越來越跟王二南老先生相似了，他飲酒、寫詩、甚至開始學畫國畫。孫百剛：《鬱達夫與王映霞》，第58頁。
第一期的發展到這時終於結束了，那時期精神和感情上的痛苦和抗爭，使他創作豐富。1935年，他開始為林語堂的雜誌寫自傳，就好像已經來到一個可以轉頭回想的年齡，把過去的日子看成整個生命。1935年11月28日，他40歲生辰時在日記上草寫了一首詩，其中的一句可算是他的自評："人生四十無聞，是亦不足畏矣，孔子確是一位有經驗的哲人。"鬱達夫：《閑書》，第211-212頁。
1936年，福建省長陳儀邀請鬱達夫去"訪問福建"，其實就是在省政府工作。鬱達夫在2月4日來到福州，2月6日的日記上寫著："九時晉見主席陳公，暢談移時，言下並欲以經濟設計事相托，謂將委為省府參議，月薪三百元，我其為蠻府參軍乎？"同上，第224頁。最後的一句話令人想起了三國時的諸葛亮，又或從前的"幕友"。事實上，做一個遠離社會的浪子，跟做一個政府官員確是有很大的分別。他決定接受這任命，也許是由於經濟的緣故吧，為了建造新房子，他負債幾千元。就如其他思想"古老"的人一樣，他認為做官是一生財之道。但他加入省政府工作，卻是他個人生活的不幸。長年戰爭，福建省政府的經濟受到破壞。結果，他不能如期領到薪俸，工作了兩個月，隻拿得一百元。同上，第265頁。。
留在杭州的王映霞，卻跟當地一位官員的兒子開始了一段戀情。當整個中國抗日的戰雲密布時，鬱達夫的家庭糾紛也同樣熾烈。雖然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確證王映霞這時的行為和感情，(除了王映霞在1939年發表那些極模糊和汙蔑的公開信外)，但根據他們一些友人的記述，鬱達夫疏忽照顧太太，加上王映霞愛好社交活動，是造成他們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劉心皇：《鬱達夫與王映霞》，第131-133頁。
對於鬱達夫的疏忽和任性，王映霞的抱怨是對的--他時常回去探望前妻和召妓劉心皇：《鬱達夫與王映霞》，第120、125頁。、他沉迷於外在的生活方麵，再沒有像以前那樣時常自我反省，也不再覺得有需要以小說創作來表達其內在的挫折，反而寫了一組關於自己婚姻危機的舊體詩，還自己加上注釋說明。1939年，他將這些詩寄給香港的《大風》雜誌，還囑托編輯陸丹林將雜誌送給蔣介石、於右任等。同期的《大風》，還刊登了王映霞的反駁(其中她仍稱呼鬱達夫為"我還在敬佩著的浪漫文人")，同上，第116頁。由此，一樁私人婚姻問題便變成舉國皆知的醜聞；這期雜誌更重印了四版。同上，第110頁。
中日戰爭爆發後，鬱達夫在1937年在武漢參加了宣傳工作，甚至跑到前線去慰問戰士。但當王映霞在與另一人同居，而戰爭又蹂躪到他故鄉時(據說，他母親在日軍占領富陽時活活餓死)，我們很懷疑鬱達夫究竟能否像他所表現的那樣全心全意地工作。跟著，他從武漢開始南行，經過湖南、福州、香港，終於在1938年12月到達新加坡。在兩人能稍為達到諒解後，王映霞很快便趕來跟他會合。至於鬱達夫去新加坡的原因，我們隻能作一些推測：《星洲日報》曾邀請他去協助那裏的宣傳工作。私人動機方麵，則可能是為了要將他太太和情人分開。可是，他們的婚姻仍無法挽救。1940年3月，他們協議分居。在王映霞離開新加坡往重慶前，鬱達夫為她設晚宴餞行，也特別作了一首詩。王映霞後來在外交部工作，跟著便嫁給一位商人。
早在1929年時，鬱達夫見過一位由馬來西亞回來的華籍詩人溫梓川。在讀了他兩首描寫南洋熱帶風光的詩後，鬱達夫說："啊，南洋這地方，有意思極了，真是有機會非去走走不可。"溫梓川：《鬱達夫南遊記》(香港，1950)，第2頁。鬱達夫在馬來西亞朋友出版了一本紀念他的文集。見李冰人、謝雲聲編：《鬱達夫紀念集》。他還錯認了南洋為史蒂文森(Stevenson)筆下的太平洋，更說史蒂文森在那裏度過晚年，寫了些很有價值的作品。溫梓川：《鬱達夫南遊記》(香港，1950)，第2頁。鬱達夫在馬來西亞朋友出版了一本紀念他的文集。見李冰人、謝雲聲編：《鬱達夫紀念集》，第4頁。10年後的今天，鬱達夫的夢想終於實現了，但那時候的南洋再不是如史蒂文森那些太平洋島嶼那麼的詩情畫意和平靜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鬱達夫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新加坡分會的主席。1942年2月4日，他被迫撤離新加坡，4月來到南蘇門答臘的一個小鎮"巴爺公務"，改名趙廉，偽裝為賣酒商人。但他的晚年並不是完全沒有半點文藝氣息的：他長了胡子，寫過很多舊體詩，其中有些是他所有詩中最好的幾首。他為日軍憲兵作傳譯員，暗中幫助了很多當地的華人。他既是酒商，又開設了製紙廠和肥皂廠，成了當地華人中的顯要，人們叫他做"趙胡子"。胡愈之：《鬱達夫的流亡與失蹤》(香港，1946)，第20-22頁。謠傳鬱達夫在日本占領蘇門答臘前曾經有過一位作傳譯員的女朋友(他其中的一首詩提及她漂亮的聲音)。他也和兩名荷蘭籍婦人有過親密關係。劉心皇：《鬱達夫與王映霞》，第197頁。1943年9月，為了避免日軍懷疑，他第三次結婚，新娘子是當地的華僑(這段婚事是他的朋友所安排的)；鬱達夫給她起了一個更有文藝氣息的名字"何麗有"。結婚當晚，當鬱達夫發覺她還是處女時，很是驚喜。同上，第234頁。後來，她產下了一子一女(鬱達夫和第一位妻子生有一子二女；第二位妻子則生下了三個兒子)。
1943年初，鬱達夫以染上肺病為借口，辭去了傳譯員之職。1944年，他真正的身份漸為日本憲兵所查出。1945年8月14日的早晨，他從某些來源得悉日本快要戰敗投降。大喜之餘，他四處奔走，告訴朋友，更和他們商量未來的計劃。王潤華：《鬱達夫在新加坡、馬來亞及蘇門答臘的生活研究，1939-1945》(威斯康星大學，1969)，第50頁。8月29日晚上，一位當地人邀請鬱達夫外出，也許那是日本憲兵軍部的命令吧，他再沒有回來。梅其瑞(GaryG。Melyan)：《鬱達夫遇害之謎》，《明報月刊》5卷12期(1970年6月)，第60頁。大概日本憲兵部已發現了他真正的身份，就殺死他來毀滅一個戰犯法庭上的有力證人。鬱達夫那"悲劇"的一生，結果竟有著這幾位英雄，但卻頗具諷刺性的結尾。那個曾經誘惑他、侮辱他的外族，最後更變成了劊子手，結束了他的生命。
(王宏誌譯)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
--鬱達夫第六章鬱達夫：自我的幻象對鬱達夫來說，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傳。但將這句話反過來說也適用：所有作家的自傳--起碼鬱達夫的自傳--都是文學。鬱達夫那種描寫自我的衝動，就是他大部分創作的原動力。但另一方麵，由於鬱達夫認定藝術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藝術，為鬱達夫作傳的人就必須特別小心。他這樣將生命和藝術結合在一起，看來很簡單，但背後那種實際跟表麵、自我跟自我幻象二者之間的關係，卻是千絲萬縷，不易明白的。
自開始寫作以來，除了有這種強烈要求描寫自我的衝動外，鬱達夫還結合了一種強烈的自欺成分。研究鬱達夫的人，全部強調"他經常在描繪自我"AnnaDolezalova，"QuelquesRemarquessurlaQuestiondelAutodeionchezYuTafu，"AsianandAfricanStudies2：57(1966)。，但很少人會注意到他同樣堅持要描繪一個自我以外的自我--也就是要去建立他自己的幻象。由此，文藝創作對鬱達夫有著解脫的作用：把他的靈魂從真正自我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隻選取當中一些他需要的屬性。
《沉淪》和歐內斯特·道森在鬱達夫第一部小說集《沉淪》裏，自我和自我的幻象很明顯是相互影響著的。《沉淪》寫於1921年，那時鬱達夫還是東京帝國大學的三年級學生，該集收有三個短篇小說，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集子的標題小說《沉淪》。在該集的序言中，他解釋故事內容時說："《沉淪》是描寫著一個有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鬱病Hypochondria的解剖，裏邊也帶敘著現代人的苦悶--便是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也有幾處說及日本的國家主義對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壓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傳的小說，所以描寫的時候，不敢用力，不過烘雲托月地點綴了幾筆。"鬱達夫：《沉淪及其他》，第1頁。
日本學者伊藤虎丸(ItoToramaru)評論《沉淪》時，討論了"憂鬱症"在該小說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鬱達夫是受了日本著名新浪漫主義作家佐藤春夫(SatoHaruo)的影響。1920年，即《沉淪》寫成的前一年，他們經田漢介紹相識。伊藤的說法是正確的，他認為鬱達夫借用了佐藤常用的憂鬱主題，同時更受了佐藤的文學理論及那些所謂"私小說"的影響。而且，伊藤更認為《沉淪》的真正主題是鬱達夫對性事的自咎感，而這自咎感是與國家和種族的屈辱有關的。伊藤虎丸：《沉淪論》，《中國文學研究》，1及3期(1961)。
第六章鬱達夫：自我的幻象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就主題而言，這部小說可算是在中國文學中第一部以極嚴肅的態度，提出了一個向來被人認為是社會禁忌或不能公開和輕牽胡鬧的主題的小說。即使是林紓和蘇曼殊，也避開這"性"的問題，或掩壓之於一腔熱情底下。因此，《沉淪》代表了中國文人第一次的認真努力，以樸素坦誠的筆調，把性和情感並在一起處理。
但鬱達夫卻喜歡稱他在性事上的挫折為"憂鬱症"--一個充滿了日本和西方浪漫主義氣息的名詞。在寫作時除了忠於事實外，鬱達夫也予以一定程度上的藝術加工--一份受到佐藤春夫的作品所影響的藝術構思。而且，我們還可以說：在鬱達夫心目中，"憂鬱症"是浪漫主角所有的特征。換言之，鬱達夫在描寫"內在"的自我時，他亦在故事內結合了一個"外在"的自我。《沉淪》的主角是個年輕人，時髦而孤獨。當他在日本的田園美景中漫步時，能夠背誦出華茲華斯(Wordsworth)、海涅(Heine)、吉辛(Gissing)很多的詩句。照夏誌清的說法："歌德式的自憐，誇張了主角對大自然之愛好和內心痛楚。"夏誌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104頁。此外，我們亦可在這自我形象中見到盧梭的影子。
《沉淪》集中的另一篇小說《銀灰色的死》，更具體地證明了這點。故事的主人翁也是個身居日本的中國人："年歲約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長五尺五寸，貌熟，色枯黃，顴骨頗高，發長數寸，亂披額上。"鬱達夫：《沉淪及其他》，第28頁。他在東京的街道上遊蕩，悲痛地回憶著去世的妻子，然後又去到一位熟稔的日本年輕女侍的家裏坐。當他聽到這位女侍快要結婚時，他典押了幾部書，買了絲帶、發簪和兩瓶紫羅蘭香水，作為結婚賀禮。他在她那裏喝了很多酒，跟著便不知所終，翌晨被發現已經死了，口袋中放著道森的一部詩集。在故事後麵，鬱達夫還以英文加入了一段附言："讀者必須謹記這故事是虛構的。作者無法對其真實性負責。但有一點是要在這裏說清楚的：作者在構想這個平凡的故事時，是借用了史蒂文森的《夜宿》和歐內斯特·道森的生平的。"同上，第29頁。
故事背景的設計取材於史蒂文森，而故事主人翁對年輕女侍失戀的主題則來自歐內斯特·道森跟美思(Missie)的戀情。美思是一位住在倫敦的波蘭籍女侍，1892年時，她還隻有14歲馬克·朗加克(MarkLongaker)：《歐內斯特·道森》(ErnestDowson)。。不過，《銀灰色的死》中情節的實際要點和細節，則屬於鬱達夫自己。我們從他自己的敘述中知道："每天假如我不看小說，便會將大部分時間花在咖啡店內，找女侍陪酒。"鬱達夫：《創作回顧》，第3頁。我們也知道他1920年已經在中國結了婚。
由此可見，這故事並非完全虛構，也非十足真實，而是二者巧妙的結合。內中既有高度的模仿技巧，亦可見他熱烈地要求描寫自己。在這裏，鬱達夫嚐試做兩件事：第一是以他自己的形象為基礎來描繪出一個虛構的人物，第二是要將小說中的人物提升為一個理想的、超現實的幻象。
也許鬱達夫是從佐藤春夫處認識到道森的。但似乎道森的生平和性格比他的詩作更能吸引鬱達夫。在《黃麵誌》裏一篇寫於1923年的長文中，鬱達夫將重點放在道森對那位波蘭籍女侍的單戀，他認為這單戀令道森沉迷於酗酒，更使他步向死亡鬱達夫：《集中於黃麵誌的人物》，見他的《敝帚集》(上海，1928)，第93頁。。雖然鬱達夫並沒有說出來，但他一定會記得阿瑟·西蒙斯(ArthurSymons)將道森描繪成有著"濟慈般的麵孔：那是濟慈沮喪時的麵孔，一方麵舉止是那麼高雅，一方麵外表又常是那麼頹喪，二者的分別真是奇怪。"阿瑟·西蒙斯：《歐內斯特·道森回憶錄》，見《歐內斯特·道森的詩》(倫敦，1909)，第10頁。鬱達夫自己去召妓時，也一定會想到道森的例子，因為道森亦常和一些身份不明的女子如杜麗絲(Dulcie)、艾絲(Essie)、美思(Missie)等混在一起。他甚至可能以道森來為自己的酗酒辯護。但很可能他並不知道道森不顧一切的酗酒和跟一些不名譽的女人調笑，很可能"主要是他對自己的理想缺乏信心的結果。"馬克·朗加克，第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