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上是從理論上談曆史認識與曆史研究中所應注重的幾個問題，以便掃清我們觀念中的障礙。下麵，讓我們直接步入中國曆史的事實世界，看看幾千年的中國文明是怎樣發展過來的，特點何在，同我們以往的教科書上寫的有何不同。
就總的發展行程來說，中國曆史同其他民族的曆史並沒有什麼大的不同，同樣經過了由一元到多元再到一元的發展過程。具體說，由一元到多元，轉折點在殷周之際；由多元到新的一元，乃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情。由於這後一個轉折極其艱難，頗多坎坷和泥濘，何時完成尚是未知數，故暫可存而不論。
至於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曆史，如果按照上述一元與多元之關係，看作兩大段最為合理，以殷周之際為界。此前為英雄時代，此後為後英雄時代。可以說，中國的文明模式乃是西周時期形成的，至鴉片戰爭，曆經三千餘年，中途雖有變化與發展，但其大致的樣式卻始終沒有大的變化。然而，西周以來的曆史，不僅時間長，內容亦極其豐富，將其看作一個曆史階段不免顯得過於籠統，也很難看出其階段性的變化，因而有必要將作階段性的劃分。按照我的理解，從五帝時代到鴉片戰爭的中國曆史分作四個時期最為合適，即遠古時代、上古時代、中古時代和近古時代。其中遠古時代為西周之前的英雄時代，後三個時代為後英雄時代。而且在我看來，此種曆史分期法既可避免以往的教條化的理解模式，又可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文明的特質。
（一）遠古時代：從傳說時代到商代
人類走出原始叢林之後，普遍經曆過“英雄時代”，按恩格斯的說法，也叫做“軍事民主製時代”。該時代的特點是：1尚力不尚德，或者說道德尚未成為評價人物的尺度。2既保有原始的野趣，同時又在不斷地創建文明的規範，用尼采的話說，乃是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交相輝映的時代。3人類雖已跨進了文明的門檻，但原始的生活方式乃至信仰體係仍然占據支配地位。尤其在天人關係方麵，仍是渾沌的，主客不分。人們相信人神融合，相信巫術的力量。因而，此時又是人類極其恐懼的時代，他們小心翼翼地事奉神，一切生活內容無不打上神事用烙印。
然而在我們以往的曆史認識中，中國卻沒有這樣的一個時代。古希臘的荷馬時代，古代印度的吠陀時代，都是英雄時代，惟獨中國缺了這麼一個時代，以致於幾十年來我們的曆史學家對於從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到商代這兩三千年的曆史，竟無法定位。他們雖然牽強地把商代塞在奴隸社會，但對於夏代和五帝時代，卻不知如何是好。雖然他們也有人用“軍事民主製時代”來指稱五帝時代，但“軍事民主製”這一術語既不確切，亦無法說明當時社會的性質。
實際上，從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到商代就是中國曆史上的英雄時代。在此期間，中國的文明景象同其他民族沒有根本區別。在政治上，大一統的專製統治尚未形成，社會性質基本上是部落社會，夏商兩王朝同其他部落（所謂“方國”）並非君臣關係，而是部落聯盟的首領同眾多加盟部落之關係。而且此時尚無國家意識形態，更無王權神授論之一說。在經濟上，沒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更無所謂的奴隸製經濟，人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部落生活。社會成員雖已分化，有貴族與平民之區別，但其同周代以後的社會經濟結構大為不同。在思想文化方麵，此時尚處在神人不分的自然宗教階段，神事重於人事，巫術盛行。在思維方式上，此時為前邏輯思維，即維科所稱的“詩性的智慧”。
英雄時代也叫做“史詩時代”。之所以稱作史詩時代，乃是因為此時人類最富有特色的文化成果為史詩。從世界各民族之曆史看，凡屬經過這一階段的都有他們的史詩，如希臘的荷馬史詩、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印度的《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耶那》、波斯的《阿維斯塔》、北歐的《埃達》和《薩加》。就是我們中國的少數民族，許多都是有史詩的，如藏族的《江格爾王》、彝族的《梅葛》和《查姆》、納西族的《創世記》。然而從古代留傳下來的文獻，中國的漢民族卻沒有自己的史詩。
有無史詩，對一個民族來說，其意義不在於有無此種文學作品，而在於有無史詩精神。史詩所描寫的，大多是遠古人類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體現的是這一時期人類的英雄主義氣概。因之，史詩精神亦為英雄品格，或者說是尼采所謂的“悲劇精神”。中華民族沒有自己的史詩，在現代研究者看來，同時也就意味著沒有經過英雄時代。有的學者甚至把中國人缺乏陽剛之氣，缺乏冒險精神，缺乏個性等等，都歸因於此。
根據我對遠古社會的研究，咱們中國人同樣有自己的英雄時代，同樣有那麼一段尚力不尚德的曆史。我的理由是：1沒有史詩留傳下來，並不能說明我們的祖先沒有過史詩。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或許更早一點，即西周時期，中國的思想文化界曾有過一次對古代文獻進行大規模清理的運動。孔子就曾做過此類事情。因之，情況很可能是，由於史詩所體現的時代精神與西周以後的人文理性不合，而被統治者和思想家們漸漸地刪去了。2既然“軸心時代”之前的人類文化是一元的，世界其他各民族都有史詩，那麼中國的情況也就不可能另外。3我們沒有史詩留傳下來，但西周以前的曆史與文化中的諸多現象同樣可以說明，漢民族也是有它的英雄時代的。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妨從如下幾方麵來看：
其一，商代有輝煌的青銅文化。為何當時的中國人要鑄造那樣雄壯和那樣怪誕的青銅器？現代學者多從統治階級生活腐化方麵找原因，或說成是奴隸製發達的結果。在我看來，此類解釋均不得要領。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青銅器的厚重與雄偉，以及紋飾的懾人心魂，體現的是先民對力量的崇拜和神人相通的生命體驗。尤其是紋飾的怪誕，更能體現失民的精神狀態。它那無言的藝術語言和非概念化的表現手法，實是一曲敬畏神明、謳歌生命和謳歌力量的交響樂。
其二，從大量的文獻得知，西周以前的漢民族同樣是能歌善舞的，而且其樂舞極其神秘和威猛。它不像後世的輕歌慢舞，以取悅觀者為目的，更沒有政治化和倫理化之色彩。它同戰爭和祭儀連在一起，同圖騰崇拜密不可分，同時又是他們那非理性的英雄氣概的表達方式。可以說，中國先民的樂舞所體現的時代精神亦為尼采所說的“酒神精神”。
其三，從《尚書》等文獻看，商代人喜歡喝酒，而且是狂飲濫醉。如果我們將此現象同當時的青銅器和樂舞聯係起來考慮，則不難發現，商代人嗜酒乃是同神靈崇拜相聯係的。雖然中國沒有酒神崇拜，沒有酒神節，但其宗教祭儀以酒祭神或神人共飲之場麵所體現的時代精神同古希臘的酒神精神則是相似的。
（二）上古時代：從西周到西漢
中國文明從傳說時代到商代末年，至少有兩千多年的曆史。但是它隻能視為中國文明的發軔期，而且與其他文明區沒有實質性的差別。中國文明特色的真正形成是從西周開始的。
關於殷周之際中國社會的變革，前輩學者已有論述。王國維《殷周製度論》即為一例，不過，此文僅限於政治製度之論述。實際上，此時的社會變革，最具實質性的乃是觀念形態的變革，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
此時觀念形態的變革，具體表現在：一、由自然宗教轉變為倫理宗教；二、由尚力轉變為尚德；三、由重感性轉變為重理性。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變革本是當時人類曆史的普遍現象，但是在中國，卻以一種特殊的形式表現出來，或者說中國在此變革過程中開出了一片獨特的精神世界，且為爾後中國文明的發展定下了基調。具體說即是：
第一，其他民族由自然宗教轉變過來的倫理宗教，關注的是個體的人乃至人與人的關係，帶有明顯的終極關懷色彩。而中國新出現的倫理宗教則為政治化的神學，所關注的是如何管理社會，控製臣民，而不是對生命意義的關懷。
第二，其他民族都有過從巫術信仰過渡到一神教或多神教的變革，而在中國卻沒有這樣的曆史過程。
第三，西周以前，人們在自然宗教信仰中思考天地萬物，思維方式為天人合一。而在西周之後，由於倫理宗教的價值關懷在政治領域，遂使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得以延續下來。不同的隻是，此時的天人合一，重在道德領域，尤其在政治倫理方麵，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樣天人相通神人不分。
上述觀念形態的變革的三個特點，直接導致了往後中國文明兩個致命的弱點，即民主與科學的缺乏。原因是：政治被倫理化和神學化之後，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和民主精神；缺乏宗教信仰的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又導致人們不可能將世界萬物作一客體看待，更無探求世界之原因和規律的思想祈向，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科學精神的萌生。
在殷周之際這場變革中，周公是一位極其重要的曆史人物。我們常說中國人為炎黃子孫，孔夫子的門徒，可實際上，中國文化的真正先祖乃是周公。是周公開創了中國文明的獨特路徑，塑成了中國文明的獨特模式。
周公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為製禮作樂，建立起嚴格的等級製度，二為創立了以德治主義為核心的政治化的倫理宗教，並為後世提供了三個政治倫理的核心範疇，即“敬天”、“敬德”、“保民”。周公這兩大貢獻，本來是相互矛盾的。因為強調德治，必是對世襲的等級製度的否定。或許正惟如此，禮樂製度才會崩壞。但其所創立的倫理宗教在中國卻有著永久性的魅力，且三千年來一直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
周公的倫理宗教表麵看來似乎隻是一種觀念形態，但究其實質則是一種文明模式。因為它所統攝的不僅僅是人們的觀念，而是必然外化為政治行為，並且涉及到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在政治上，它強調君權至上，強調以道德作為評價政權合理性的尺度，且同天的崇拜連在一起；在經濟上，它強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強調周天子對全國財富的最高所有權；在思想文化上，它格外看重為政者的仁政德治，而極大地忽視了普世倫理和宗教倫理，忽視了人的安身立命的終極價值問題。而這三者又是三位一體的，並且以德治主義為核心。這就是中國文明模式的最早雛型。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盡管異說紛呈，但其思想的重點亦不外乎政治倫理。尤以儒家最得周公思想之神髓，亦最符合中國文明模式的內在要求。所以後來，儒家能夠獨領風騷，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
在中國曆史上，西周和漢代是兩個極重要的曆史時期。西周之重要，是因為它轉換了整個民族的觀念形態，結束了英雄時代，開創了中國文明獨具風貌的路徑。漢代之重要，是它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使之從貴族社會轉變為平民社會。具體說，從周代到漢代的曆史可以作如是觀：西周初年，中國文明模式的雛型得以形成。但此種文明模式之實質並不適應於貴族社會，而是平民社會所需要的。由於周公不明白此種關係，故一方麵提倡德治，另一方麵又製禮作樂，維護嚴格的等級製度。後來的孔子在此關係上，也是不清楚的。他極力主張複活周禮，卻不知“克己複禮”同他的仁政思想互為矛盾。或可說，他力圖複活周禮，卻不知他的仁政思想的係統提出，正是導致禮樂製度崩壞的觀念力量。正因為禮樂製度的維係或複活已不可能，故孟子的學說才把重點放在民本主義，而很少談及對禮樂的恢複。而這一過程，同時也是貴族社會退場而平民社會在思想上的準備時期。陳勝和吳廣之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表明人們已從觀念上告別了貴族社會。真正由貴族社會過渡到平民社會的政治事件是秦末農民大起義。漢王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平民化的政權，漢高祖劉邦是第一位平民天子。
平民社會的基本特點是：1平民可以身居最高權位；2政府官職一律向平民開放；3名義上社會成員無等級之分；4國家意識形態以平民的利益為價值關懷。但是這幾點對於中國社會性質之規定仍是外在的，真正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結構：在此之前，社會結構為金字塔式，而平民社會為主奴結構，即帝王高高在上，所有的臣民——不論是王公大臣，還是小民百姓——都處在同一等級，即都處於奴仆的地位。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普遍奴隸製”。
西周初年，統治者試圖在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三方麵建立三位一體的社會秩序，且初步形成了中國文明模式的雛型。但由於分封製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禮樂製度同大一統的文明模式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才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麵。實際上，要真正做到三位一體，就必須打破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使所有臣民都處在奴仆地位。而做到這一點，隻有平民社會才可能。由此可以說，劉邦以平民的身份登上帝位且建立起平民社會的傳統，雖帶有曆史的偶然性，但同時又是中國文明演進的內在要求所決定的。因為初步形成於西周的文明模式盡管經過數百年的考驗，但其內在精神卻是同中國社會相適應的，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的條件下必將以成熟的形態而出現。
劉邦雖然開出了平民社會的傳統，但三位一體的大一統的文明模式則是在漢武帝時代得以成熟的。具體情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