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公判。而在紅光鎮，能容納看客最多的地方就是我們學校。其實當天來看公判大會的人並不多。不過，作為一場生動的法製教育課，紅光中學的師生還是全部參加了。宣判完，校長還被邀請上台說話。他特意強調了劉剛他們就是這所中學的畢業生，是這個學校的恥辱，是在座數百名同學的前車之鑒。這些話被懸掛在校園樹杈上的幾個乳藍色的鐵皮大喇叭公布於眾，自此劉剛臭名昭著。他不好意思抬頭，但他還是看到了唐存厚，他又作為一個班級的班主任站在了黑壓壓的人群之後。看上去就好像他並沒有意識到台上那個罪犯是他的學生那樣，而正和另一個教師熱火朝天地抽煙聊天。越過人頭攢動的操場，在那排教室一側的公廁也能看到。這時候，那個公廁已經實至名歸，為屎尿所占據，唐存厚一家已經搬走。也就是說，唐存厚的老婆，那個喜歡喊劉剛幹活的師母也許沒有看到這一切。當然，這也未必，師母或許正在人群中嗑著瓜子，隻是無法辨別而已。那麼，剩下的就是唐曉玲沒看到自己了。這是唯一值得欣慰的地方。
唐曉玲此時已經考入省城，她離開紅光鎮的時候，唐存厚曾上門來找過劉剛。他說自己當日有事，不能送女兒去學校報到，而他老婆又暈車暈得厲害。在紅光鎮，他們一家是外地人，沒有熟人，隻有劉剛曾多次幫過他們家，所以他希望劉剛能代替自己將女兒送到省城。也就是說，那些被褥和包裹，由劉剛扛著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劉剛其實有點猶豫，因為他也沒去過省城。但唐老師說到他信任劉剛，覺得劉剛起碼能在路上保護好他的女兒後，劉剛答應了。
此時的唐曉玲已是一個大姑娘，美貌依舊，隻是性格大變。她已經跟劉剛無話可說，而劉剛也沒什麼話覺得值得向她彙報的。他們乘坐長途汽車一路無話地來到省城，然後在長途汽車站打了一個車，報上校名，他們就到了目的地。路途並沒有他們預料的那樣繁複和驚險。
在新生宿舍裏，其他同學大多由家長送到。那些永遠對別人家的事充滿好奇心的中年家長不禁問唐曉玲，劉剛是她什麼人，劉剛注意到她臉紅了一紅，沒有回答。回來的路上，劉剛感慨萬千。半路上司機攆他們下車到路邊玉米地裏撒尿的時候，劉剛記得自己看到一顆老玉米從包衣中露出玉米芯，上麵僅有寥寥幾顆玉米，與此同時，一些蠕動的蟲子爬了出來。
公判大會上，劉剛不禁想到了這一切。他說，當時他就意識到，世界發生了變化，意思就是，一個時代至此落下了帷幕。
我們的大學
有一種說法，發育遲的話，這人個子將來會長很高。但這話在我身上落空了。所以當我成人，我覺得自己被騙了，起碼被自己騙了。想當年，我作為一個兒童生活在劉剛他們中間的時候，我還挺驕傲，我愛唱歌，我成績好，我告訴自己，過些年，我將成為一個大高個，成為一個巨人偉人。我記得唐存厚生前總是在紅光鎮如此讚美我。好在他沒有活著看到一切，他的死對我來說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度過四年的大學，我和所有人一樣又湧出了校門，托了關係，才好不容易被我父親安插在紅光鎮土地所當一名幹事。老實說，這份工作不錯，屬於國家公務人員，工作穩定，待遇優厚，享受各種保障。在紅光鎮，我可以算作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隨著大開發時代的到來，我的職位更是炙手可熱。具體而言，我的職責就是去每一條街道每一個村子丈量土地，丈量他們已有的建築麵積，防止拆遷之日他們漫天要價。如此一來，我的工作就牽涉到許多人的利益，就難免有點腐敗的地方。如果有人找到我，請客吃飯，送上錢物，提出給他批一塊地建造房子，或者要求將他搭建的違規建築也算作私房建築麵積，我均可以幫他們完成。當然，這需要我們的領導同意才行。他一再警告我們不要幹這種事兒，但他本人的大量親友已經讓他這麼幹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告知那些找我們辦事的人，好處光給我們還不行，不能忘了我們的領導，而且好處還要向領導傾斜。總而言之，這樣的事在我的有生之年司空見慣，一點想象力都不需要就可以知道它的真相。對於這種台麵上並不光彩的事，我是這麼想的，那就是，這一切隻是我們日常生活，這才是我們有效的生活方式，此外無他。
但夜晚到來，當我從各式各樣的酒桌上返回家中，看著窗外的萬家燈火，我還是感到失落。回家路上，經過唐存厚家的時候，因為他已死，師母也已隨女兒遷居省城，他家的窗戶黑洞洞的，在萬家燈火之中就像被打落的一顆門牙。想當年他把劉剛安排和我在第一排同座，一方麵是便於控製前者在課堂上難免的不軌言行，另一方麵是希望我這樣一位好孩子能夠以“一幫一”的方式將劉剛帶到正軌上來。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那些古代的先賢，他們之所以成為有出息的人，與“樹挪死，人挪活”、“好男兒誌在四方”、“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些名人名言是息息相關的。而這些名人名言不應該僅僅是我們寫議論文時必須引用的論據，也應該付諸實踐。就當時唐存厚的觀點看來，考上大學是我們有出息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