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回顧、領悟、答謝今年，是我和趙素珍在北京師範學校曆史係畢業及之後從事教育教學50周年（此前我倆分別在部隊和小學從事教學），同時是我倆相濡以沫50周年的金婚之年，及長子周幹進入天命之年；還是我倆參加革命分別為60年和55年之年。為此，萌生了編撰此“文集”，作為我倆教育人生軌跡的紀念，作為對親人養育和老師培育的彙報和感恩之情。
回首往事，感悟人生成長的曆程，是激奮、感慨、平靜與沉凝。在所經曆這70餘年的歲月裏，正是民族、國家和社會驚天動地、跌宕起伏的大變革年代。在孩提和少年時代，經曆著全民抗日戰爭的洗禮，念小學時，以嶽飛“盡忠報國”而立誌，初中時，為國民黨的腐敗而憂患，在進步教師影響下，有著向往革命的朦朧；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進入青年時代，以保爾、卓婭為榜樣，唱著《共青團員》之歌而投筆從戎，進入抗美援朝的軍人行列。朝鮮停戰後，又成為從部隊帶著軍齡到地方支援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首批轉業軍人。在離開部隊前夜的歡送會上，政委賴達元要求我們：到了地方，不論何時何地、不論遇到何種變化，要時刻不忘記自己是個軍人；要始終保持革命軍人的本色；始終保持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這三句話，伴隨著我直至今日，也奠下了我人生的根基。
在這50餘年的教育研究、教學實踐的曆程中，在這一學術領域的不同崗位上，適應著組織的安排，領悟著老師的教誨，與學者、教師之間的學術交流和互相支持，都有著在本職工作中良好的有機結合，思及已出版的專著、論文、和即將出版的“文集”，得以用於彙報組織，告慰於老師，回報於社會，雖無大貢獻，但我確盡力了，也還不算一生虛度。然能於此者，忘不了受益於中小學教育的開蒙和奠基；而得以在學術領域中的成長與立足，忘不了在北京師院念大一時，田農、成慶華、賈善長先生，為我奠下中外曆史、古籍的基礎知識及其認知，對如何學史、讀史的指引；大二時寧可先生組織的科研小組，對我進行科研的啟蒙、引導，及以後幾十年對我學術、工作上的成長和關懷；戚國淦先生在我再次走上教師工作崗位之時，提出要做人師的要求，在我日後在科研初有成果時，提醒我，“不要20年後再看自己的科研成果時而後悔”；齊世榮先生是教我、育我、導我和扶我時間最長、相處最密的老師，從學生時代做他的課代表，到上世紀80年代，我在校學報、出版社、校史校誌研究室主持工作，主編學報、主持出版、編修校誌，從在職到退休返聘，連續14年之久，都是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齊先生對我的工作和學術研究，是極其嚴格而又親和，既放手而不放任。在我們的學生時代，他對班幹部比一般同學從嚴，在擔任係、校領導時，對他的學生比其他幹部更嚴，但在嚴中滲透著師長愛護之誼。還要提到的是，和我在一個教研室8年，同一宿舍樓19年，相識40餘年的趙恒烈先生，不論在何時何地，隻要見麵，就會在一起探討學術現狀、專題和如何開展教育教學領域的研究和實踐，臧嶸先生和我幾十年如一日，在學術上進行探討、合作和開展學會工作，如全國曆史教學研究會的論文集、會議紀要，幾乎都是我倆合作完成的；龔奇柱先生和我共同寫出愛國主義教育的專著和有關愛國主義教育的論文；市、區曆史教研員李淑敏、範瑞祥、劉宗華和北師大孫恭洵幾位先生，分別和我合力研究、協助北京市宋毓員、時宗本、陳毓秀、陳隆濤幾位特級教師進行的教學經驗總結，並分別輯集成書出版，以及多位教師的課堂紀實及評述；此外錢放、宋思舉、王育民、張雲鵬、崔燦、金相成、王鐸全、王冬樺、白月橋、趙敬華諸位先生都是學術上的至交益友。由此，讓我深切的感悟到個人的成就離不開老師的教誨，離不開學者之間的相互切磋和協作。成果的體現是同道者在良好的社會學術氛圍中的產物，由個人從各自的專長、角度各總其所得之成。體現的是《學記》所講“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的真諦。在這裏我還要提到我在私立武昌華大附中就讀時，在武漢解放前夕，彭玉穀先生對我有關進步思想的引導，鼓勵我參加華中大學的時事討論會等進步活動，30餘年後我們見到時，對我亦師、亦友和兄長般的關懷，在我封筆之時，不能不記下這永恒的懷念。由此，我深切的領悟到，此“文集”絕非隻是我個人的心血所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