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小說淵源於宋朝的“說話”，“說話”出於民間。詞曲（包括戲曲）原也出於民間。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忙裏偷閑的表現，所以常常扮演醜角，嘲笑自己或誇張自己，因此多帶著滑稽和誕妄的氣氛，這就不正經了。在中國文學傳統自己的範圍裏，隻有詩文（包括賦）算是正經的，嚴肅的，雖然放在道統裏還隻算是小道。詞經過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別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總算帶上一些正經麵孔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卻還是醜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固然，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頭，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更特別加以強調。這也是在想“載道”，然而“奇”勝於“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將《冰遊》比《5記》，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統裏本不算什麼，“奇變”怎麼能扯得上“正經”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變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啟超先生指出了“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並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作。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
新文學運動以鬥爭的姿態出現，它必然是嚴肅的。他們要給白話文爭取正宗的地位，要給文學爭取獨立的地位。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粧人日記》裏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救救孩子”，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備感錄》又強烈地諷刺著老中國的種種病根子。一方麵人道主義也在文學裏普遍地表現著。文學擔負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運動，它更跳上了領導的地位，雖然不是唯一的領導的地位。於是文學有了獨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這情形下，詞曲升格為詩，小說和戲曲也升格為文學。這自然接受了“外國的影響”，然而這也未嚐不是“載道”；不過載的是新的道，並且與這個新的道合為一體，不分主從。所以從傳統方麵看來，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麵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麵自己也在載另一種道，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
創造社的浪漫的感傷的作風，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趨勢。他們強調“動的精神”，強調“靈肉衝突”，是依然在嚴肅地正視著人生的。然而禮教漸漸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中國的暫時的繁榮裏越來越大了，於是乎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誌派”，其實是玩世派。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蕭，文壇上一片空虛。一方麵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頭，憑著“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然而這空虛隻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時代又沉重起來了。
接著是國民革命，接著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鬥爭，閑情逸致隻好偷偷摸摸的。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麵是嚴肅與工作，一麵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這是時代的聲音。可是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態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似乎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116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盡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他們自己並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尺度。這尺度還在爭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極度嚴肅的。可是八年的抗戰太沉重了，這中間不免要鬆一口氣，這一鬆，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著消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
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隻顧人民性，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麵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裏去。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1947年4月23~2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