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並非“幫閑”。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嚐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於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麵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著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隻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並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於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著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於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著自己的主人身份，遊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於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地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築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隻有做官一路。他們於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餘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隻是些殘餘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曾盡了並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著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於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於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麵廣大的民眾抬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眾。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著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他們於是隻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地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著瞧。可是這裏的是偏於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並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1221947年4月13、14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