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1947年《觀察》第3卷第18期）
那一個時代事實上總有許許多多不滿現狀的人。現代以前，這些人怎樣對付他們的“不滿”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頭。年頭就是時代，世道由於氣數，都是機械的必然；主要的還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這個世道裏，這個年頭上，怪誰呢！命也是機械的必然。這可以說是“怨天”，是一種定命論。命定了吃苦頭，隻好吃苦頭，不吃也得吃。讀書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強調那“時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歎，好像“人心不古”才“時世日非”的。這可以說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為什麼會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賢者不在位，統治者不好。這是一種唯心的人治論。可是賢者為什麼不在位呢？人們也隻會說“天實為之”！這就又歸到定命論了。可是讀書人比老百姓強，他們可以做隱士，嘯傲山林，讓老百姓養著；固然沒有富貴榮華，卻不至於吃著老百姓吃的那些苦頭。做隱士可以說是不和統治者合作，也可以說是扔下不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一般就是這個意思。既然“獨善其身”，自然就管不著別人死活和天下興亡了。於是老百姓不滿現狀而忍下去，讀書人不滿現狀而避開去，結局是維持現狀，讓統治者穩坐江山。
但是讀書人也要“達則兼善天下”。從前時代這種“達”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當然要多多少少改變那自己不滿別人也不滿的現狀。可是所謂別人，還是些讀書人；改變現狀要以增加他們的利益為主，老百姓隻能沾些光，甚至於隻擔個名兒。若是太多照顧到老百姓，分了讀書人的利益，讀書人會得更加不滿，起來阻撓改變現狀；他們這時候是寧可維持現狀的。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大反動，就是個顯明的例子。有些讀書人雖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輩子憧憬著有這麼一天。到了既窮且老，眼看著不會有這麼一天了，他們也要著書立說，希望後世還可以有那麼一天，行他們的道，改變改變那不滿人意的現狀。但是後世太渺茫了，自然還是自己來辦的好，那怕隻改變一點兒，甚至於隻改變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況且能夠著書立說的究竟不太多；著書立說誠然渺茫，還是一條出路，連這個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滿向哪兒發泄呢！於是乎有了失誌之士或失意之士。這種讀書人往往不擇手段，隻求達到目的。政府不用他們，他們就去依附權門，依附地方政權，依附割據政權，甚至於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極端的甚至於甘心去做漢奸，像劉豫、張邦昌那些人。這種失意的人往往隻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貴榮華，沒有原則，隻求改變，甚至於隻求破壞他們好在混水裏榜魚。這152種人往往少有才，挑撥離間，詭計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種權力，才能發生作用；他們隻能做俗話說的“軍師”統治者卻又討厭又怕這種人，他們是搗亂鬼！但是可能成為這種人的似乎越來越多，又殺不盡，於是隻好給些閑差，給些幹薪，來綏靖他們，吊著他們的口味。這叫做“養士”，為的正是維持現狀，穩坐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