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黃子雲在《野鴻詩的》中認為：“詩有道統，不可不究其所自。姑綜其要而言：《風》、《騷》之外，於漢曰《十九首》，曰蘇、李。”吳淇認為《古詩十九首》“深合風人之旨”，並將其作為“漢道”之“五言典範”，其曰“漢道祖三百篇而宗《離騷》”，其“漢道”，乃體現承繼三百篇之性、《離騷》之情的作品，亦即具有儒家“溫柔敦厚”、“怨而不亂”之詩教精神。“漢道”之“道”的闡釋，意味著《古詩十九首》徹底完成了自己的經典化曆程，從此將擔負起垂教世人的社會政治使命。其後的學者更注重對於《古詩十九首》之“道”的典範意義的闡釋。朱筠的《古詩十九首說·總說》認為：“歎《十九首》包涵萬有，磕著即是。凡五倫道理，莫不畢備。”王夫之把《古詩十九首》樹為《詩經》後又一個詩歌典範，“十九首該情一切，群、怨俱宜，詩教良然，不以言著”，“興、觀、群、怨，詩盡於是矣。……《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薑齋詩話》）。張庚的《古詩解》稱讚《古詩十九首》：“組織風騷，鈞平文質，得性情之正，合和平之旨。義理聲歌，兩用其極，故能紹已亡之《風》、《雅》，垂萬襈之規模。有誌斯道者，當終身奉以為的。”
在《古詩十九首》的闡釋史中，曆代持“情感本位”的研究者以文本為中心，強調詩歌的“抒情”性，從作品“語義意義”出發，認為其主旨抒發的是“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不得誌之情”、“至情”、人人“同有之情”等。在強調“情”為詩之本性的同時，重點闡釋《古詩十九首》其情之“正”與“真”之別。情之“正”的標準同樣以《詩經》為典範。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篇中提出“是以惆悵述情，必始乎風”，把《詩經》的《國風》當做“言情”的典範。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其稱讚古詩“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宋代張戒的《歲寒堂詩話》認為：“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複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於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在張戒看來，古詩情真，但以言誌為本，詠物自工，得《詩經》所倡導的“思無邪”之詩人本意。《四庫提要》評《歲寒堂詩話》謂“首揭言誌，而意歸無邪”，把這部書視為傳統詩教觀念的沿襲，是正統派詩論的代表作之一。
明代陸時雍的《古詩鏡總論》認為“《十九首》深衷淺貌，語短長情”，“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訊者，風之為道美也”。許學夷以劉勰的看法為標準，認為：“《十九首》性情不如《國風》，而委婉近之，是千古五言之祖。蓋《十九首》本出於《國風》，但性情未必皆正，如‘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軻長苦辛’、‘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其性情實未為正。而意亦時落，又不得以微婉稱之，然於五言則實為祖先，正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是也。”
清代馮時可認為詩歌主情，但對情亦有所規範，其曰：“詩者，緣情而生，因氣而發。氣有強弱，係乎俗。而情有邪正，本乎教。氣所異也，情所同也。”王夫之的《薑齋詩話》有雲：“長言永歎，以寫纏綿悱惻之情，詩本教也。《十九首》及‘上山采蘼蕪’等篇，止以一筆入聖證”，“其述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婉孌中自矜風軌”。王夫之認為“大端言情，《風》、《雅》正係”。《風》、《雅》之後，為《十九首》，“十九首多承國風”，“好色不淫，怨誹不傷”，“《十九首》該情一切，群怨俱宜，詩教良然，不以言著”（《古詩評選》卷四“《古詩十九首》評語”）。王氏將其“詩道性情”的詩學觀納入孔子“興觀群怨”的儒家體係中，並未逸出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軌道，其將《詩經》和《古詩十九首》置於李白、杜甫之上，正是對《古詩十九首》傳達之情之“正”的代表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