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清麗”到“清真”
經曆魏晉而沿展至唐朝，“清”在詩學領域裏已別開生麵。其審美趣味與時尚已由魏晉六朝之“清麗”走向盛晚唐之“清真”。實際上，初唐王勃有言：“雅調高徽，清詞麗藻。冀傳風於萬裏，泛羽翩於三江。”意欲將“清麗”作為審美追求而弘揚，杜甫也認為“清詞麗句必為鄰”（《戲為六絕句》之五）。但李白已敏銳地感知到時代審美趣味的轉向，在《古風》第一首中，他對詩歌發展的曆史進行了概括與評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萎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複元古，垂衣貴清真。”大雅不作、正聲微茫、騷人哀怨、六朝綺麗都已成為過去，而當下唐代詩歌一種普遍的審美理想與審美趣味就是“複元古”、“貴清真”。
唐代詩歌審美由“清麗”走向“清真”的趨向變遷在王昌齡與皎然的詩論中得到充分體現。“清真”的內涵是什麼？他們與《古詩十九首》又有什麼關係？
隋唐以詩賦取士，《文選》作為官方的教科書廣為流行，並漸成學問，甚至杜甫也教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曹道衡先生在《論〈文選〉的李善注和五臣注》一文中認為：“唐代《文選》的盛行與進士科的關係密切，人們去讀《文選》，不會都想去當‘選學家’，而主要是學習詩、賦和駢文的手法，以便吟詩作賦，博取功名。對於這些人來說，比較看重的是文章的技巧和辭藻的運用，至於有關名物、訓詁以及典故的出處等問題，是比較次要的。”《古詩十九首》作為詩歌經典首先成為唐代詩人的模擬對象，許多唐代的大詩人涵詠於《古詩十九首》中，從字模句仿的“偷字”到“偷意”而達更高境界之“偷勢”，《四庫全書》中記載的就有陳子昂《感遇》、韋應物《擬古詩十二首》、李白《擬古十二首》、《古風五十九首》、《感遇四首》、《感興八首》、白居易《續古詩十首》、杜甫《述古三首》、徐彥伯《擬古三首》、顧況《擬古三首》、陳陶《續古二十九首》等。不管是擬、續還是述，這些對詩歌經典範本《古詩十九首》明偷學藝的記載，也暗示《古詩十九首》成就了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的曆史價值。宋犖在其《漫唐說詩》中說：“阮嗣宗《詠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陳子昂之《感遇》……祖《十九首》”，“其《感遇》二十七，……入之《古詩》可作二十首矣”。張戒《歲寒堂詩話》也將李杜的成就歸為漢魏古詩，“後有作者出，必欲與李杜爭衡，當複從漢魏詩中出爾”。
唐無詩話，有詩格。“詩格”本義是詩的格式、規則、技法等，詩格繁榮是唐代詩歌創作繁榮和以“詩賦”取士這一考試製度順理成章的產物。唐代詩人不僅在創作中受益於《古詩十九首》，同時指導創作的詞章學盛行，講求詩歌技法、規則等的《詩格》、《詩法》流行。如“詩家夫子”王昌齡的《詩格》與詩僧皎然《詩式》首先所關注的主要是聲律和屬對這類最基本的詩格問題，並開始多層麵地討論詩法、詩勢、詩風、詩境、詩道等美學特征詩學問題，將作詩的技巧上升到詩歌審美理論層麵。
作為詩歌經典的《古詩十九首》是曆代詩論家建立其各自詩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參照係”。唐代詩論中，王昌齡的《詩格》與皎然的《詩式》均以古詩和古體詩，特別是《古詩十九首》的語言、聲調、章法、風格及美學特征等為研究對象，來構建各自的詩學理論。雖然王昌齡、皎然的詩學思想不如《文心雕龍》“體大慮周”，但在詩學史上，他們所提出的詩學概念與詩學思想在詩學史上影響至深至廣，如王昌齡提出的“意境”一詞引發中國詩學“意境”、“境界”說的濫觴；皎然論詩推崇“情在言外”，追求詩歌“文外之旨”，以“意”與“境”、“體”與“勢”以及“作用”為古代詩學的核心概念，由此建構起中國古代的詩學理論。
二、“清”、“真”與《古詩十九首》
在王昌齡、皎然心目中，《古詩十九首》是五言古詩中最好的詩歌。王昌齡的《詩格》與皎然的《詩式》中，大量範例出自《古詩十九首》。他們對漢魏古詩的推崇，不僅因為其聲律、病犯、屬對等語言聲色之美可以成為學詩的典範，同時還在於它們“性起之法”，“張之於意，而思之於心”，“作用”無跡，是詩人真性、真意、真情的自然流露，符合他們的審美理想與追求。在王昌齡的《詩格》與皎然的《詩式》中，“清”與“真”乃他們詩學思想的兩個關鍵詞。
首先，王昌齡論詩尚“清”，落實在聲律、病犯、屬對等語言聲色之美。在音韻上，主張辨析清濁，力求音節鏗鏘，聲韻悅耳。王昌齡認為五言詩體最難在於其“聲勢”，關乎五音五行、六律六呂，乃至天地日月四時八節之陰陽自然。《詩格·論文意》有曰：“夫文章之體，五言最難，聲勢沉浮，讀之不美。句多精巧，理合陰陽。包天地而羅萬物，籠日月而掩蒼生。其中四時調於遞代，八節正於輪環。五音五行，和於生滅；六律六呂，通於寒暑。”
王昌齡認為“清濁規矩”乃詩歌創作的關鍵。在《詩格·論文意》中，他認為：“凡文章體例，不解清濁規矩，造次不得製作。製作不依此法，縱令合理，所作千篇，不堪施用。但比來潘郎，縱解文章，複不閑清濁；縱解清濁，又不解文章。若解此法，即是文章之士。為若不用此法，聲名難得。”王氏對字音的清濁輕重很重視，要求詩中的字音輕清與重濁互相搭配，以取得聲律的和諧，即在用韻上也要求區分清濁。《論文意》有雲：“夫用字有數般：有輕，有重，有重中輕，有輕中重；有雖重濁而可用者，有輕清而不可用者。事須細律之。若用重字，即以輕字拂之，便快也。今世間之人，或識清而不知濁，或識濁而不知清。若以清為韻，餘盡須用清；若以濁為韻，餘盡須用濁。若清濁相石，名為落韻。”白居易的《金針詩格》也講：“詩有四得。一曰句欲得健；二曰字欲得清；三曰意欲得圓；四曰格欲得高。”總體而言，對於字清的重視乃唐代詩格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