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鎮龍溝村一隊是我祖籍老家，因係上海市區近郊故屬糧棉蔬菜夾種地區，平時比較忙碌幾乎天天有活幹。
在老家我沒有至親，僅有祖父傳下五間房子，我和伯父各得一半。伯父是早已發展到杭州生兒育女事業有成。祖父母全靠伯父母養老送終。在隊裏我是小字輩，上有叔伯輩、公公婆婆輩，但他們都是顧姓張姓衛姓三大族，王姓僅有兩家，和我的關係已是五代以外的了。他們知道我是響應黨的號召來農村的所以各方麵都很照顧。幹活時悉心指點，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學習，田間農活我還能湊合著幹，就是硬手硬腳少點柔性，更沒有巧力。那時農村幹活實行定額計酬製，工種之間難免有不合理之處，農活和農活之間有的工分掙的多有的掙的少，常常會出現搶工分現象。因為我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我藏有一筆退職金，暫時還不需要靠掙工分來過日子，講的政治一點，我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我是專揀重活累活幹，遇到搶工分活兒就退避三舍，反正我累了就休息在家裏捧起書本學習，拿起筆杆寫作。我寫過詩歌，寫過短篇小說，我投稿但給我的回報一律是退稿。編輯們連鼓勵我的片言摘語都沒有，可我沒有泄氣，雄心依舊，我相信有誌者事竟成。我曾計劃寫十萬字的中篇小說，取名為“東海灘畔”，擬好寫作提綱，我是伏案勤奮寫啊寫啊。
正苦於缺少生活，缺少素材時，農村掀起了******運動，也就是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當然我不能置身事外。在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我身曆其境，在全國一片大好形勢下，誰都得緊跟，當有的幹部跟不上形勢時，就被拔了白旗。我們龍溝高級社姓盧的支部書記被拔了白旗，換了個姓朱的當了書記。他發現我們隊的隊長也有消極情緒就把他給撤了，書記見我積極聽話，竟然把我推上了隊長的位置。天啊，可我對農業技藝一竅不通，如何去領導生產。可我知道那時隻要上麵怎麼說你就怎麼幹，跟得越緊越好，這就是大好形勢，反正全國都是一樣在這麼搞。我竟然臉不紅心不跳，當起了生產隊長。上麵說要增產，需廣積肥，於是我帶了一幫積極分子到每家每戶去扡地腳泥，說是很有肥效。又在浜灘上挖好多坑，用麥柴熏黑了就是肥料。還在幾隻小園溝裏用亂柴亂草浸泡，等水發黃後都是肥料。老農們雖然跟著我幹，但他們心存疑慮怕是勞民傷財，可我是充滿信心。上麵交代的任務全部出色完成，社隊幹部按上級要求都要搞試驗田，我的一塊小麥試驗田按指令土地需要深翻四十公分，麥種要播80斤。我的副隊長是個中年婦女，她說小麥每畝產量才150來斤，麥種要占收入一半多沒聽說過，她還說上麵的土是熟土，有利種作物，如翻到下麵40公分都是生土，不利種植，說什麼她都是反對。我知道她生產有經驗，也懂得她說的是實話，可我這麼做來自上麵的指示，也許上麵有更深層的道理，反正我是不懂一切照做就是。
有天陽光明媚天氣晴朗，我安排大家去挑生泥，為麥田施肥。到了田頭見小河裏冰凍已漸漸融化，但灘塗上麵尚有冰花，我是隊長當然應帶頭赤著腳，拿了鐵鍬第一個闖進河灘，可怎麼也沒有想到，我的腳碰到冰尖，像被針在刺、刀在割，痛的實在難忍，我急忙往岸上跑。我把腳上沾的泥巴在河水裏衝洗時，腳已麻木得什麼知覺都沒有。可我見到野囡叔和雪林公兩人堅持闖在河泥裏為我們墾泥，我細細觀去，他們的小腿毛孔裏出現血絲。這會兒我才明白農民可不好當。他們的任勞任怨，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感動著我，他們思想淳樸相信黨，他們心裏明白黨所領導的一切都是為農民好。我提筆寫了兩篇報道，分別被川沙報社和川沙廣播采用，朱書記是特別高興，對我已是刮目相看。這期間農村的組織體製一直在創新，從原來的區、鄉、高級社，變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公社下麵先是搞起國營農場，農民在食堂吃飯不要錢，再發給零用錢分三元五元八元十元不等。後又搞軍事化成立營部連隊，當然排級就是生產隊了。我被調到連隊辦公室當連隊會計。
農民們敲鑼打鼓獻四寶（即金、銀、銅、鐵），把每家每戶的鐵鍋全獻出大煉鋼鐵，大型農具全部作價歸社隊。農民吃食堂有個口號，“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飽飯”，食堂裏供應的飯菜都是自給的，河裏養的是魚，豬棚裏有的是大肥豬，還有飼養的雞鴨蛋什麼的。蔬菜品種更多了，每天換口味，花郎菜是荷蘭引進的新品種，到市場裏可賣好價錢，上海市民特別喜歡。自食堂化以後，農民是近水樓台先得月，花菜進了食堂放在大鍋裏煮炒，結果成了豆渣樣。都覺得沒怎麼好吃。農民們正在歡呼共產主義生活的提前到來時，上海市副食品告急。那時川沙縣是江蘇省的，但上海市委特別邀請近郊蔬菜地區的支部書記開會。住的是國際飯店，招待特別好，市委書記柯慶施親自到會場慰問講話，開完會朱書記回來說，在餐桌上吃到翁菜，我們知道翁菜品種粗幌，如不及時采摘，可成蔓藤作物，上市的翁菜長度可當褲帶。也許就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上海的副食品。一九五九年中央就把整個鬆江專區再搭上一個崇明島劃歸了上海市。